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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回去吧。”

    “我送你到校门口。”

    两个人走在校园里。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路灯的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林雨燕走在他旁边，手挽着他的胳膊，头靠在他肩膀上。

    “陈河生，”她说，“你毕业以后，去哪儿？”

    “还不知道。可能在船厂，可能在研究所。”

    “会在上海吗？”

    “可能吧。”

    “那……我毕业以后，去上海找你？”

    “好。”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她松开他的胳膊，站住，看着他。“说好了。我毕业以后，去上海找你。”

    “说好了。”

    到了校门口，她停下来，站在那儿，看着他。

    “你走吧。我看着你走。”

    “你先回去。”

    “不，你先走。”

    他看着她，忽然低下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很轻，很快。然后他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穿着白裙子，在路灯下像一朵花。她朝他挥手。他挥了挥手，然后转过头，大步往前走。

    月光照在他身上，白花花的。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

    他想，这就是幸福。

    八月初，河生回到了上海。

    校园里很安静，大部分学生还没返校。他走在梧桐树下，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嗒嗒嗒的，在空荡荡的路上回响。草坪上的草长得很高了，没人修剪，乱七八糟的，像一个人的头发，好久没理了。花坛里的花开败了，花瓣落了一地，枯黄的，卷曲的，踩上去沙沙响。

    他推开宿舍门，里面空无一人。他打扫了卫生，擦了桌子，拖了地。然后坐在床上，拿出日记本，写了几行字：

    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返校。上海，晴。

    暑假回家了。妈老了，头发全白了。哥瘦了，但精神很好。陈冉上学了，一年级，考了第一名。村里变了，通了柏油路，有了超市、手机店、快餐店。黄河上修了桥，洛阳到焦作的高速公路。德顺爷的坟在水底了。老家的村子也在水底了。

    见了林雨燕。她说，毕业以后来上海找我。我说好。

    这学期，我要保持第一。我要把专业学好。我要准备考研。我要造最好的船。

    他合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

    八月中旬，室友们陆续回来了。刘建国还是那个大编织袋，红薯、花生、核桃、柿子醋、柿饼、山楂干，还有一样新东西——一袋黄花菜，干干的，黄黄的，闻着有股甜香。赵磊还是那个大行李箱，果脯、茯苓夹饼、驴打滚、稻香村点心，还有两瓶二锅头。张伟还是那个大蛇皮袋，带鱼、黄鱼、虾干、紫菜、蛏干、海蜇皮、鱼丸，还有一样新东西——一袋鱿鱼干，硬硬的，韧韧的，要泡很久才能煮软。陈志远还是那个双肩包，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还有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他又换了新款的，更薄，更轻，银灰色的外壳上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在灯光下闪着光。

    “河生，暑假干啥了？”赵磊问。

    “回家。干活。”

    “又是干活？你就不能歇歇？”

    “歇不了。地里的活不等人。”

    赵磊叹了口气：“你们农村人真苦。”

    “不苦。”河生说，“习惯了。”

    八月底，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息传到了校园里。

    一开始，大家没太当回事。泰国、韩国、日本，那些国家的事情，离中国很远。但慢慢的，消息越来越多了——泰铢暴跌、韩元暴跌、日元暴跌、香港股市暴跌、东南亚经济崩溃。报纸上的标题越来越大，越来越黑，越来越吓人。广播里的新闻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沉重。食堂里、教室里、宿舍里，到处都有人在议论。

    “听说泰国好多银行倒闭了。”

    “韩国的企业也完蛋了，大宇、现代都在破产边缘。”

    “日本更惨，经济泡沫破了，十年都没缓过来。”

    “香港呢？香港刚回归，就碰上金融危机，真是倒霉。”

    “中国政府说了，人民币不贬值。这是对亚洲的贡献。”

    河生听着，心里沉甸甸的。他不怎么懂经济，但他知道，金融危机不是好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衰退，社会动荡。这些离他很远，但他觉得，它们是悬在头上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有一天，他在图书馆里看报纸，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看了很久，心里忽然涌起一种骄傲。中国强大了，不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国家了。在危机面前，中国站出来了，扛住了，还帮了别人。这就是大国。这就是他爱的国家。

    九月初，大四的课开始了。

    这学期的课不多，但都很重要——船舶设计、船舶制造工艺、船舶经济学、船舶法规、专业英语。还有一门课，是孟教授开的选修课：《航空母舰设计概论》。这门课只在每年大四上学期开一次，选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选的人都是真心想学的。河生当然是第一个报名的。

    第一堂课，孟教授走进教室，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全白了，但梳得一丝不苟。他把教案放在讲台上，扫了一眼教室里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坐在大教室里。他笑了，笑得很淡。

    “人不多。但没关系。人多人少，我都讲。这门课，我在交大讲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只有三个人选。现在有十几个。进步了。”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航空母舰设计概论。

    “航空母舰，”他转过身来，看着台下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昂贵的武器系统。一艘航母，有几万个系统，几百万个零件，几千个人在上面工作。它是一座浮动的城市，是一个移动的机场，是一个国家的海上堡垒。”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学生的脸。

    “你们知道吗？中国还没有航空母舰。世界上有九个国家有航母，美国有十二艘，英国有三艘，法国有两艘，俄罗斯有一艘，印度有一艘，意大利有两艘，西班牙有一艘，巴西有一艘，泰国有一艘。中国，一艘都没有。”

    教室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

    “一艘都没有。”孟教授重复了一遍，“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拥有两万公里海岸线的国家，一个拥有三百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国家，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砸在河生心上。

    “为什么没有？因为造航母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技术，难在资金，难在人才。技术，我们可以学；资金，我们可以凑；人才，靠你们。靠你们这些学船舶、学动力、学电子、学武器、学材料的年轻人。你们，就是中国航母的希望。”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艘航母的草图。舰体、飞行甲板、舰岛、升降机、弹射器、拦阻索。他画得很快，线条很流畅，像画了一辈子。

    “这是航母的舰体。它要比普通船大三到五倍，要能承受飞机起降的冲击，要能抵御鱼雷和导弹的攻击。这是飞行甲板，要能承受几千次的起降，要能抗高温、抗腐蚀。这是舰岛，里面是雷达、通信、指挥系统，是航母的大脑。这是升降机，要把飞机从机库升到甲板上。这是弹射器，要把飞机从甲板上弹出去。这是拦阻索，要把飞机从天上拉回来。”

    他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

    “每一个部分，都是世界级的技术难题。弹射器，世界上只有美国能造。拦阻索，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造。飞行甲板的钢材，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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