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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就要大规模卷土重来一回。至于小规模的，同样已经无法记录了。

    所以，郭康等人，对于瘟疫这个现象，以及后续的影响，其实是很熟悉的。只不过，由于资料短缺，不知道这些瘟疫，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而埃及的各种资料，尤其是底万政府的人口统计和税收记录，就能直接补足这部分的认知。

    按照资料，埃及的经济遭到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1389年的时候，黑死病在上埃及爆发，卢克索地区个费丹的土地，只有一千个在正常耕作。十年后，瘟疫再次爆发，埃及2200个村庄，有40个完全废弃，462个税收减少。农民不是病死，就是惊慌逃走，导致当地根本无法正常征收粮食。

    在城市里，小麦的正常价格是60到90迪尔汗，瘟疫爆发后上涨到了360。又过了十年，也就是郭康他们发起远征之前几年，同样的疾病又爆发了。这次，不止粮价上涨，商人还勾结起来，发国难财。而开罗的行政管理人员，不但不进行打击，还故意袒护粮商，限制其他人运输粮食进城，导致口粮涨到了上千迪尔汗之多。谢赫得知消息之后，罢免了开罗的总督，还紧急给市民发大饼，把粮价压到了600左右，但不管商人集团，还是黑死病，都不是他能抗衡的，因此也无法挽救整个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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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和经济的损失，对马穆鲁克政权来说，还是比较间接的。最直接的打击，是马穆鲁克和教法学者等精英人群的死亡。

    相对于欧洲，天方教世界的精英阶层，在面对瘟疫时，要普遍更加尽责。苏丹和埃米尔们一般会坚守本地，为了躲避瘟疫而放弃管理职责出逃的人，往往被视为懦夫，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有人被迫又返回岗位。马穆鲁克也往往会被派往一线，维持治安，组织民众恢复秩序。

    宗教学者和管理基层的教士们，在瘟疫期间也很尽责。按照文书记录，这几次大规模鼠疫中，乌莱玛阶层始终在坚持履行职责，组织人们祈祷，为死者义务举行葬礼，安抚恐慌的民众。

    所以，瘟疫之后，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教会因为面对黑死病时无能的表现，乃至神职人员的种种丑态，受到人们普遍质疑的情况。相反，人们对于宗教和神职人员，反而更加信任了，毕竟人家有事是真的上……

    但这种结果，却很难说是不是好事。

    从统计看，马穆鲁克的死亡率，比普通平民还要高。实际上，第一次黑死病，就几乎把马穆鲁克阶层彻底摧毁。苏丹纳西尔·盖拉温有两万四千名马穆鲁克。他去世之后，几个儿子陷入内战，正好这时候黑死病爆发，导致马穆鲁克数量锐减。疫情之后，已经只剩下1001个人了。

    此后的苏丹们多次进行恢复的尝试，但很少有人成功。整个布尔吉王朝期间，皇家马穆鲁克的数量，几乎没有超越过一千人。

    更严重的是，黑死病对于儿童，杀伤力更强。15世纪初，也就是郭康这个时代，学者伊本·比尔迪根据底万户籍册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一次75天的疫情中，损失了男人1065人、妇女669人、儿童3969人。

    在民间，这恐怕只能算是当代的众多悲剧之一，但对于马穆鲁克政权来说，却是致命的。

    马穆鲁克效忠的对象是领主个人，而不是整个王朝或者国家。按照传统，老苏丹死后，他的马穆鲁克也很难被继续重用，因为新苏丹往往不太信任他们，而是更信任自己亲手购买和培养的年轻亲信。

    更何况，按马穆鲁克政权的特色，新苏丹很大概率并不是老苏丹的子嗣，而是起兵夺位的其他军头。因此，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反而是怀疑和监管的对象。

    然而黑死病爆发之后，幼年、少年的马穆鲁克学童，死亡是最严重的；而前任苏丹的马穆鲁克，都是经历过瘟疫还活下来的人，抵抗力相对较强，死亡率就不算太高。这导致新苏丹迟迟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班底。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了马穆鲁克政权内部的势力平衡。

    上一次黑死病爆发，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这次瘟疫从叙利亚开始，在大马士革造成了五万人死亡，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被废弃。而埃及的情况同样严重，谢赫的马穆鲁克学校里，有几百名学徒死亡，之前耗费巨资购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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