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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声。冰裂声。踩雪声。还有别的声音——是狗叫声，很远，一声一声，像在报时。
然后是他的声音。王德明的声音。比上次那封信里的声音更老，更沙哑，但更平静。
“永春里。13号楼。许兮若。”
“我又寄信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还是要寄。”
他停了停。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从南市寄来的。寄信人叫王建国。是我儿子。”
许兮若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寄了一段声音给我。很短。只有三十秒。但那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喊我。”
沉默。风声。冰裂声。狗叫声。
“他喊我‘爸’。”
“就一个字。但他喊了。”
“我听了三遍。第一遍没听出来。三十年了，他的声音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第二遍听出来了。第三遍，我哭了。”
他沉默了很久。那沉默里有风，有冰，有他自己压抑的呼吸。
“他喊我了。三十年前他没喊，现在他喊了。”
“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我在北极村等你。不管你来不来，我都在这里等。等的时候，我会站在村口，面朝南，看太阳升起来。看太阳落下去。看星星亮起来。看雪化了，草长了，叶子黄了，雪又下了。”
“等的时候，我会一直喊他。”
长久的沉默。
然后，那个沙哑的声音忽然拔高——
“建国——”
“建国——”
“建国——”
回声。一声一声，从远山弹回来，越来越弱，越来越远，最后消失。
八十九秒结束。
许兮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杨涛看着她。
“他儿子给他寄信了？”
许兮若点点头。
“王建国。就是301的那个老人。他走之前寄的。”
“他怎么知道地址？”
“王德明寄了四十三封信。全国各地，全是民政局。总有一封能到。总有人会转交。”
杨涛沉默了一会儿。
“那他收到了？”
“应该收到了。不然王德明不会回这封信。”
杨涛点点头。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屏幕上的那封信。发件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那是北极村最冷的时候，最黑的时候。八十三岁的老人，站在冰天雪地里，对着手机喊他儿子的名字。
他喊了。
像三十年前就该喊的那样。
上午九点，许兮若回到家。
父亲在客厅里，正在修一台收音机。那台收音机很旧了，外壳都黄了，旋钮也松了，但父亲说还能修。
她在他旁边坐下。
“爸。”
“嗯？”
“如果我去很远的地方，你会等我吗？”
父亲抬起头，看着她。
“你去哪儿？”
“不知道。就是问问。”
父亲低下头，继续修收音机。
“等。不等你等谁？”
她笑了。
“如果我不回来呢？”
父亲的手停了一下。
“那也等。”
“为什么？”
“因为等的时候，你还在路上。不等的时候，你就没了。”
他继续修收音机。
许兮若坐在那里，看着他的手。那双手很老了，有老年斑，有皱纹，有伤疤。但那双手很稳，拿着螺丝刀，一点一点地拧，像在修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她忽然想起王德明。想起阿依达尔。想起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
他们等的时候，那些他们等的人，在路上。
在路上，就够了。
下午三点，许兮若又去了社区活动室。
杨涛不在。电脑开着。她走过去看屏幕。
今天寄信量：3189封。
地图上的红点还是那些。但她忽然发现一件事——漠河那个红点，已经不是最亮的了。最亮的，是另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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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村。
她点开看。
那拉村，今日寄信量：89封。其中73封是从同一个ip地址发出的。
73封。
她愣住了。
谁寄的？寄给谁？
她调出那些信的详情。
收件人：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西藏，乌鲁木齐——和之前王德明寄的那些一样，全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寄信人：阿依达尔。
录音时长：全是四十五秒。
她点开其中一封。
风声。铃铛声。小孩的歌声。还有羊叫的声音。
然后是他的声音。阿依达尔的声音。很老，很沙哑，像风吹过干枯的草。
“我是阿依达尔。那拉村人。我等一个人，等了二十年。她叫阿依古丽·木拉提，1968年生，那拉村长大的。二十年前去了北京，后来就没了消息。”
“我不找她。我知道她在哪儿。她在北京，朝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她过得挺好。结婚了，有孩子了，孩子大了，去国外了。”
“我不找她。我只想让她知道——我在等。不是等她回来。是等她知道，有一个人在等她。”
“如果你们见到她，或者见到认识她的人，请帮我转告一句话。”
他停了停。
“阿依古丽，我在那拉村等你。等你哪天想回来看看。看看那拉村的风，那拉村的铃铛，那拉村的小孩唱的歌。看看那个等了二十年的人。”
“你不用回来。你知道我在等，就够了。”
四十五秒结束。
许兮若又点开另一封。
一样的开头，一样的结尾。
七十三封。七十三次。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信。它们从那拉村出发，飞向全国各地，飞向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飞向每一个民政局，飞向每一个能转交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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