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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看见。”

    第十二天，准备工作开始了。

    不是许兮若想象中的那种准备——打扫卫生、整理文件、布置展板。阿芸她们做的，是一种更根本的、更接近于本质的事情。

    她们把绣坊的门打开了。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开门，而是一种姿态。阿芸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支了一张桌子，放上绣架和丝线，就在那里绣。路过的人停下来看，她就跟人讲，讲她在绣什么，用什么针法，为什么用这个颜色。有人问“这有什么用”，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低头不说话，而是把绣好的部分举起来，让对方看。

    “你看这片花瓣，是不是像真的一样？真的槐花，过几天就谢了。但这个不会。这个能留很多很多年。”

    杨婶把灶台从厨房里搬到了院子里。她在院子里揉面、蒸馒头、做槐花疙瘩汤，谁来了都能坐下来吃一碗。吃完了不走，坐着看姑娘们绣花，看着看着就问：“这个好学吗？”阿芸就递过去一根针，一绺丝线，一块碎布。“试试。”

    张秀英把她九十岁的婆婆背到了绣坊。老太太眼睛花了，手也抖了，绣不了东西，但她记得年轻时学过的所有花样。她坐在竹椅上，闭着眼睛，嘴里念叨着那些花样的名字——“这叫凤穿牡丹，这叫喜鹊登梅，这叫榴开百子。”年轻姑娘们围着她，把她念出来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有些花样她们从来没见过，老太太描述的时候，她们就用笔在纸上画，画得不对就改，改了再问，直到老太太点头说“是这个样子”。

    周敏从镇上骑了四十分钟电动车过来，带来了一台老式缝纫机。她把缝纫机支在绣坊门口，把学员们绣好的手帕、荷包、扇套缝制成成品——手帕镶边，荷包上衬，扇套加里布。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哼歌，哼的是她教了几十年的那首《茉莉花》，缝纫机的嗒嗒声和她的哼唱声搅在一起，成了绣坊里新的背景音。

    刘婶把她儿媳妇带来了。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坐在绣坊角落里，一开始只是看。看了一个多小时后，她把孩子递给刘婶，自己拿起了一根针。她的手生疏得厉害，第一针就扎了手指，血珠子冒出来，她含在嘴里吮了一下，继续绣。刘婶抱着孙子，看着儿媳妇低头绣花的侧脸，眼里有一种很深的、说不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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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兮若把这一切都写进了笔记本里。

    不是记录事件。她记录的是更小的东西——杨婶揉面时面粉扬起来的样子，九十岁老太太念花样名字时嘴唇的颤抖，周敏踩缝纫机时脚尖点地的节奏，刘婶儿媳妇被针扎了之后吮手指的那个动作。这些画面太小了，小到除了她，可能没有第二个人会注意到。但她知道，正是这些小的、不被注意的东西，构成了那拉村真正的重量。

    第十五天，她写完了第一章。

    不是《槐花的重量》的第一章，而是一本她还没有想好名字的书的第一章。她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这本书，献给那些低着头干活的人。”

    然后她又划掉了。不是觉得不好，是觉得太早了。献词应该是一本书最后写的东西，像绣完一幅作品之后，在背面落下的那枚小小的印章。她现在还不知道这本书会绣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它最后会有多少章，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写完，不知道写完以后会不会有人看。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在绣了。

    第十七天，文化局的人来了。

    来了三个人：一个科长，姓方，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一个科员，年轻姑娘，姓丁，刚考上公务员没多久，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还有一个请来的专家，是南市大学民俗学专业的教授，姓孟，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许兮若没有安排任何“汇报”。没有ppt，没有展板，没有打印出来的项目方案。她只是带着三个人在村子里走。

    先去了绣坊。阿芸正在绣那幅新的槐花，头也不抬。方科长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你这个底色的过渡，用了多少种丝线？”阿芸这才抬起头，说：“底子只有一种颜色。过渡不是靠换线，是靠针脚的疏密。密的颜色深，疏的颜色浅。”方科长弯下腰，凑近了看，然后点了点头，在小本子上记了什么。

    又去了杨婶的院子。杨婶正在做槐花疙瘩汤，看到人来，盛了三碗端出来。方科长端着碗，喝了一口，眼睛亮了一下。“这个味道，我在城里没吃过。”杨婶笑着说：“城里的槐花不是这个槐花。我们这儿的槐花，是山上那棵老槐树的。那棵树比我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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