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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结束后的第三周，许兮若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南市老城区寄来的，信封上用毛笔写着“许兮若收”，字迹工整但略显生涩，像是刚刚开始练习书法的人写的。她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信纸，纸上只有一句话——
“许老师，我叫林望秋，今年十七岁。我想学做顶针。可以吗？”
信纸的背面写着一个地址：南市老街铜铺巷十九号。那是沈师傅的铺子，许兮若认得那个门牌号。但沈师傅去世后，铺子一直关着，沈建国偶尔去打扫，却没有重新开门营业。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十七岁。沈师傅学做顶针的时候也是十七岁。那时候南市的老街上还有七八家铜铺，打铜壶的、打铜盆的、打铜锁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从早响到晚。沈师傅挑了最不赚钱的一样——顶针。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顶针最小，最难做，最没有人愿意做。
第二天一早，许兮若去了铜铺巷。
铺子的门开着。
不是沈建国开的。是一个少年，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正蹲在门口磨一把錾子。他磨得很认真，錾子在磨刀石上来回滑动，发出细密而有节奏的沙沙声。许兮若站在巷子口看了他一会儿，发现他磨几下就会停下来，用手指试试刃口的锋利度，然后再磨。那个手势——用拇指指腹轻轻刮过刃口，不是压下去，是贴着表面滑过去——跟沈师傅一模一样。
“谁教你的？”许兮若走过去问。
少年抬起头。他的脸很瘦，颧骨微微凸出，眼睛却很大，黑得发亮，像两颗刚淬过火的铜珠子。他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微微鞠了一躬——不是那种客套的鞠躬，是手艺人见到前辈时那种不自觉的、带着敬意的欠身。
“没人教我。”他说，“我是看沈师傅做的。”
“你见过沈师傅？”
“见过。我奶奶以前在绣品厂上班，她有一枚顶针是沈师傅做的，用了四十年。去年顶针掉在地上，磕了一个缺口，她拿着顶针哭了一个下午。第二天我带着她来找沈师傅，想请他修一修。沈师傅看了看说，这枚顶针的铜已经老化了，再修也修不回原来的手感。他说，我给你奶奶做一枚新的，照着这枚的手感做。”
少年停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沈师傅做顶针。他从下午做到傍晚，我就站在门口看着。他敲锤子的时候，整条巷子都在响。后来他做完了，把顶针递给我奶奶，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许兮若问。
“他说，‘好铜是有记忆的。你的手在这枚顶针上用了四十年，那些习惯、那些手势，都留在铜里面了。新的这枚，我把旧的熔了一点进去。你戴着它，手会记得。’”
许兮若的心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她想起沈师傅最后那枚没有做完的顶针，想起她在绢面上绣那些花纹的时候，手指摸到的那些凹槽——深浅、宽窄、走向，每一条都是沈师傅敲了五十年敲进铜皮里的东西。那不是技艺，是记忆。铜真的有记忆吗？她不知道。但沈师傅信，沈师傅让一个老人信了，现在这个少年也信了。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虽然她已经从信上知道了。
“林望秋。”
“为什么想学做顶针？”
林望秋没有马上回答。他转身走进铺子，从工作台上拿起一样东西递给许兮若。那是一枚顶针，表面坑坑洼洼的，锤痕深浅不一，边缘甚至有些歪。一枚做得很糟糕的顶针。
“这是我做的第一枚。”他说，“做了十七天。敲坏了二十多块铜皮。沈师傅的徒弟沈建国说我没有天分，劝我别学了。”
许兮若接过顶针，套在手指上。尺寸不对，太大了，手指一动就滑脱。凹槽打得太深，针尾抵进去会被卡住。花纹刻得歪歪扭扭，像一条喝醉了的蛇。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枚失败的顶针。
但她没有摘下来。她用手指慢慢转动那枚顶针，感受那些生涩的、笨拙的、用尽全力却仍然不得其法的锤痕。每一个锤痕都在说同一句话：我想学。
“沈建国说错了一件事。”许兮若说。
林望秋抬起头。
“天分不是用来决定学不学的。天分是用来决定你要走多远的路。没有天分的人，可能要走五十里才能做出一枚好的顶针。有天分的人，也许走三十里就到了。但只要你愿意走，五十里和三十里，最后都能到。”
她把顶针摘下来，放回林望秋的手心里。
“沈师傅走到第四十五年的时候，做了一枚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完成的顶针。他做了五十年顶针，到最后一枚的时候仍然在问‘后面的花纹该怎么走’。五十年，他没有走到终点。不是走不到，是他不愿意走到——因为终点意味着结束。他要的是一条永远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路。”
林望秋把顶针握在手心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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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帮我找一个人。一个愿意用这枚顶针的人。”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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