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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清留学回国后没多久，他们就不再避孕了。两个人都年轻，身体也好，想着该来的总会来。

    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动静。

    他们去协和医院检查过，各项指标都正常。

    干爹也说他俩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可能时机不到，放松心情，再试试。

    赵振国当时点点头，笑着说：“我知道了，干爹。”

    可他知道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前世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他以为这一世重新来过，已经把上......

    谷主任把名单往桌上推了推，指尖在“唐康泰”三个字上轻轻点了两下，像敲着一记无声的鼓点。赵振国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可心口那块石头却沉得更实了——唐康泰是宝钢厂保卫科副科长，三十八岁，干了十二年保卫工作，去年刚提的副科长，平日里话不多，但每次厂里开会，他都坐在前排，腰杆挺得笔直，烟灰缸里常堆着半截没抽完的飞马牌香烟，烟丝焦黄，火头微弱，却始终不灭。

    赵振国记得，宋德茂出事前一天，还跟唐康泰在厂门口碰过面。两人没说话，只是互相点了下头，唐康泰手里拎着个蓝布包，包角磨得发白，像是常年装着什么硬物。当时赵振国正赶着去技术科送图纸，没多想，只当是老同事间寻常照面。可现在回头再想，那蓝布包里，会不会就裹着几张还没来得及销毁的假股票？又或者，是吴德昌托他转交的水印模具？

    “刘志远呢？”赵振国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扰了窗外梧桐叶上栖着的麻雀。

    谷主任没立刻答，反倒起身走到窗边，拉严了窗帘，又回身把门反锁上，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刘志远，设计室副主任，七二年进厂，专攻防伪水印，八三年去上海印刷研究所进修过三个月。回来后，厂里所有新纸张的水印模板，都是他经手的。”他顿了顿，从抽屉最底层抽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全是铅笔字，页边被手指摩挲得发毛，“你看这个。”

    赵振国凑过去。一页纸上画着三组线条，一组是标准宝钢证券纸水印的网格纹路，另两组则略有差异：一组网格略疏，字母偏右；另一组字母被拉长，形似“W”，却又在末端多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钩状收笔。

    “这是刘志远的手稿。”谷主任说，“是他八四年画的，当时厂里准备启用新版股票纸，他做了三套方案。后来定的是第一套，另外两套，他烧了底稿。可这本子，他没烧。”

    赵振国盯着那钩状收笔，心口猛地一跳——宋德茂胃里那片残纸上的“吴”字残笔，正是这般钩尾！

    “他为什么留着？”赵振国问。

    “不知道。”谷主任合上本子，“但我知道，吴德昌停薪留职前，跟他一起喝过三次酒。第一次在‘红旗食堂’，第二次在‘和平桥头’的老茶馆，第三次……在刘志远家里。那天晚上，刘志远老婆发烧，邻居看见吴德昌背着她去了厂卫生所。可第二天一早，刘志远老婆就退烧了，人也好了，连药都没开。”

    赵振国脑子嗡地一声——背人去医院？一个业务科长，凭什么对设计室副主任的家属这么上心？除非，那晚根本不是送医，而是交接什么东西。

    他忽然想起王德胜交代时的一句闲话：“……老吴说，水印的事，得找‘刻刀手’，别的人，刻不准。”

    刻刀手——刘志远的外号。全厂上下，只有他能在钢板上用手工雕刻出比头发丝还细的水印纹路，误差不超过零点零二毫米。

    赵振国抬眼，正撞上谷主任的目光。那目光沉静，却像一口深井，底下暗流涌动。

    “陈继民呢？”赵振国终于问出第三个名字。

    谷主任没翻本子，只用指节在桌面上敲了三下：“陈继民，厂财务科副科长，管票据核销。去年下半年，厂里报废了两批旧版股票存根，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七张。按规定，废票必须当场剪角、盖章、登记、双人监销。可记录显示，那两批票，是他一个人签字领走的。监销栏，空着。”

    赵振国太阳穴突突直跳。一千三百六十七张废票……足够撕成碎片，混进真票里流通；也足够裁成小片，写上密信，塞进胃里。

    “他还跟吴德昌有联系？”赵振国声音干涩。

    “有。”谷主任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泛黄的收据，递给赵振国，“上个月，陈继民以‘财务科办公用品采购’名义，从厂里支了三百二十块钱。钱没买纸笔，买了两箱‘光明牌’柴油，送到城北养猪场——就是吴德昌那个养猪场。”

    赵振国盯着收据上陈继民龙飞凤舞的签名，手指微微发麻。柴油……引燃胶印机？还是为炸药助燃？又或者，只是用来掩盖汽油味，让侦查员嗅不出异常？

    他忽然抬头：“谷主任，您早就知道这些？”

    谷主任没否认，只端起搪瓷缸，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梗：“我在这个厂干了三十年，亲眼看着宝钢从轧钢车间冒出第一缕青烟。厂子干净，靠的不是规章制度，是人心。可人心一旦裂了缝，风就往里钻。你们公安查案，查的是证据；我在厂里查人，查的是‘反常’。”

    他放下缸子，缸底磕在桌沿上，发出闷响：“唐康泰，保卫科出身，却从不检查吴德昌家院子的围墙有没有翻越痕迹；刘志远，刻刀手，手稳心细，却在宋德茂死后第三天，把手腕割了一道三厘米长的口子，说是修刻刀划的；陈继民，账目清清楚楚，可他老婆上个月在菜市场买两斤白菜，付钱时掏出来的，是一张崭新的十元钞票——那是我们厂今年刚印的新版试点券，全市只发了五百张，内部试用，还没对外流通。”

    赵振国呼吸一滞。新钞？试用券？谁能把尚未发行的钞票拿到手？只有参与印制、校验、封存全过程的人。

    而宝钢厂内部，唯一能接触钞票级印制流程的部门，只有设计室——刘志远的地盘；唯一能调拨、核销、出入库的环节，只有财务科——陈继民的职权；唯一能放行车辆、遮蔽检查、掌控厂区进出记录的，只有保卫科——唐康泰的辖区。

    三人，三把钥匙，缺一不可。

    “他们不是同谋。”谷主任忽然说，“是齿轮。咬死了，才转得起来。”

    赵振国攥紧了拳头：“那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谷主任沉默了几秒，忽然问：“振国，你还记得宋德茂最后三天，去过哪儿？”

    赵振国点头：“技术科、保卫科、还有……财务科。”

    “对。”谷主任从抽屉里抽出一份复写纸复印件，字迹洇开，却依稀可辨，“这是财务科三月十九号的加班登记表。宋德茂签了字，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分。可当天晚上，财务科没人加班。值班员老张，六点就锁门回家了。这张表，是后来补的。”

    赵振国接过复印件，指尖触到纸面粗糙的颗粒感。补的？谁补的？为什么要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加班记录？

    “陈继民。”谷主任说，“他补的。理由是‘宋工临时调阅九二年度废票销毁台账’。可那份台账，早在八九年就移交档案室了，财务科连副本都没有。”

    赵振国猛地抬头：“他想伪造宋德茂生前最后接触过他的证据？”

    “不。”谷主任摇头，“他想证明——宋德茂死前，曾主动去找过他。这样，万一有人怀疑财务科出了问题，宋德茂就成了‘知情者’，而不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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