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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开那扇刷着绿漆的铁门时，院里那棵老梨树正落着最后一茬花瓣。风一吹，扑簌簌的，像下着一场迟来的雪。堂屋的灯亮得晃眼，隔着纱帘，我看见母亲佝偻的背影像块被岁月腌透了的腊肉，正对着电视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频道打盹。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了——熟悉到每次回来，都觉得时间在这里打了个死结，怎么解都解不开。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陈墨发来的消息：“会议改到明早九点，材料记得带齐。”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手指在屏幕上悬着，最后还是只回了个“好”。转身从后备箱拎出给母亲买的蛋白粉和钙片，塑料袋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惊醒了屋里的寂静。

    “小颖回来了？”母亲掀开帘子探出头，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泛着毛茸茸的光，“怎么又买东西？上回买的还没吃完呢。”

    “快过期了。”我撒了个谎，把东西搁在八仙桌上。桌上还摆着中午的剩菜，一碗腌萝卜，半碟炒青菜，油星子凝成了白色的脂膜。我的心像被什么掐了一下，很轻，但足够让人喘不上气。

    母亲絮絮叨叨地说起村里的事：东头老李家儿子在城里买了房，西头王寡妇改嫁去了邻县，后山那片果林今年遭了虫害……我一边应着，一边收拾桌子。手指碰到那碟青菜时，母亲突然说：“你丽云姐前儿回来了。”

    我的手顿了顿。

    “带着两个孩子，开了一整天的车。”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怕惊动什么，“去海州找她男人。没打招呼，直接上门的。”

    我转过身。母亲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里闪着浑浊的光，那光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是怜悯，还是别的什么？

    “然后呢？”

    “说是门一开，她男人当场就愣住了。”母亲拿起抹布擦着桌沿，一下，又一下，擦得那掉了漆的木纹都要露出骨头来，“抱着两个孩子，眼泪哗哗地掉。”

    我眼前忽然就浮现出那个画面：狭窄的出租屋门口，穿着工装的男人，风尘仆仆的女人，两个懵懂的孩子。拥抱的温度透过冰冷的防盗门铁板传出来，在这个人人都隔着屏幕说话的时代，那个拥抱笨拙得让人心头发酸。

    “真好。”我说，声音有点干。

    母亲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针，轻轻扎了我一下。“好什么好。丽云回来就病了，说是路上冻着的。两个孩子扔在娘家，她婆婆在村口骂了三天，说她不晓事，乱花钱，万一路上出点事……”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窗外的梨花瓣还在落，一片，一片，落在井台边的青苔上。我想起丽云姐的模样，圆脸，大眼睛，笑起来右颊有个深深的梨涡。她比我大三岁，嫁人那天穿着大红的嫁衣，从我家门前过时，往我手里塞了把喜糖。糖纸是金色的，在阳光下亮得耀眼。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老式木床发出轻微的呻吟。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天花板上，陈墨又发了条消息：“睡了？”

    我看着那两个字，忽然想起五年前的某个夜晚。也是这张床，我也这样躺着，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是另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候的夜好像比现在黑，黑得能把所有的声音都吸进去——狗吠，虫鸣，隔壁父亲的鼾声，还有我心里那场无声的海啸。

    “还没。”我回他。

    “妈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

    对话停在这里。像一条走到尽头的路，前面是悬崖，谁都不肯先迈出那一步。我把手机扣在胸口，黑暗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在敲一扇永远敲不开的门。

    第二天回城时，母亲往我车里塞了一袋梨。“自家树上结的，甜。”她说，手扒着车窗不肯放，“工作别太累，该吃饭吃饭。”

    我点头，发动车子。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灰色的点，嵌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路两旁的稻田刚插了新秧，绿油油的，风一吹，荡起一层又一层的浪。

    到公司时刚好八点半。电梯里遇见财务部的林姐，她凑过来低声说：“听说没？王副总可能要调走了。”

    我心头一跳，面上却淡淡的：“是吗？没听说。”

    “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林姐拍了拍我的肩，“该走动走动，你都在这个位置熬了五年了。”

    电梯门开了，我笑笑没接话。工位上已经泡好了茶——是实习生小周做的。小姑娘扎着马尾辫，眼睛亮晶晶的，看见我就笑：“颖姐早！资料我都整理好了，放在您左手边第二个文件夹里。”

    “谢谢。”我坐下，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瞬间，看见桌面背景还是去年部门团建时拍的合照。我站在最边上，笑得有点僵。陈墨在照片中央，搂着副总的肩，笑得露出八颗牙。

    一整天都在开会。关于下半年的业绩指标，关于新项目的预算，关于人员调整。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数字和箭头，那些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像极了我们的人生——看似有很多选择，其实每条路都早就画好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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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后，陈墨叫住我：“田颖，留一下。”

    同事们鱼贯而出，最后一个离开的小周轻轻带上了门。会议室忽然安静下来，空调的风声显得格外清晰。陈墨松了松领带，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每当他紧张或者疲惫时，就会做这个动作。

    “海州那个项目，你跟进一下。”他说，声音有点哑，“对方负责人是我大学同学，比较好说话。”

    我握着笔记本的手指紧了紧。“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能做好。”他抬起眼看我，那双眼睛曾经在图书馆的日光灯下，在操场的星空下，在毕业散伙饭的啤酒泡沫里，那样专注地看过我。现在里面只有公事公办的平静，像一潭深水，扔块石头下去都听不见回响。

    “好。”我说。

    走出会议室时，夕阳正从落地窗斜射进来，把整个走廊染成琥珀色。我忽然想起大学时，也是这样的黄昏，他拉着我的手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说等毕业了就娶我。那时候的梧桐叶子也是金黄的，一片片落下来，落在我们年轻的肩膀上。

    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女声：“请问是田颖吗？我是江浩的姐姐。”

    我愣在走廊中央，夕阳的光忽然变得刺眼。

    江浩这个名字，像一枚生了锈的钉子，突然扎进记忆里。五年前，它曾是我日记本里写满页页的笔画，是我手机通讯录里置顶的号码，是我对未来所有想象的男主角。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禁忌，一个结了痂的伤口，一个在母亲欲言又止的眼神里、在村里人窃窃私语中飘荡的幽灵。

    “是我。”我说，声音稳得出奇。

    “浩子他……”电话那头顿了顿，“住院了。在市一院。他想见见你。”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总让我想起父亲临终的那个冬天。走廊很长，长得好像走不到尽头。603病房的门虚掩着，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个男人侧躺在病床上，头发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起，像两座沉默的山丘。

    我推门进去时，他正好转过头来。

    时间真是个残酷的东西。它能把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磨成眼前这副模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唯有那双眼睛，还依稀残留着当年的影子，像两簇将熄未熄的灰烬，在看见我的瞬间，忽然又亮了一下。

    “你来了。”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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