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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章，都是从银行拿钱起家

    托洛茨基抵达土耳其、找到安全的住处安顿下来,中革共在中山大学已经沦落到被拉去做《当托洛茨基遇见司马光》舞台剧了。

    收到高语罕、郑超麟写的“请求理论指导”的求援信，托洛茨基粗看了一遍，但并不想马上就回复。

    “我几乎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俄国。俄国革命是我最熟悉的事业,俄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标杆,人们都在看着那里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下去，是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对于中国，我可发表的见解并不多。”

    “维克托，我近期在研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到土耳其来见托洛茨基的是比利时作家维克托·塞尔日，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塞尔日看了高语罕写来的信（用的俄语），问道:“看起来中国的同志遇到了一些麻烦。”

    托洛茨基:“高和郑要学会理论斗争的艺术。”

    塞尔日:“毕竟他们要与中共直接对决，就像您与斯大林和他控制下的苏共那样,艰难的过程。”

    托洛茨基:“1925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最终遭遇了蒋介石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这一次失败导致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进程距离俄国还差得很远，至少还差三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不认为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能以同一概念议论。”

    “中共与苏共甚至从其诞生之初就不一样。这不是说初创者的农民或工人身份，而是党的经费来源。”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绑架、抢劫筹集经费,包括我和斯大林在内,许多人都这样做过。中共在决定筹集自己所需的经费之后，他们找到的方法是成为资本家,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经商赚钱,筹集自己所需的经费。”

    塞尔日恍然大悟:“这就是说,苏共喜欢暴烈的手段解决敌人，而中共都是精明的商人?”

    托洛茨基:“斯大林的苏共也有可能用暴烈的手段解决反抗的工人阶级。”

    香港。

    “董事长先生,不管您信不信,但广东的联合政府就是如此运作的。”

    “席卷三分之一个中国、砍掉了无数地主脑袋的农民运动,虽然主负责人是共产党人毛润之，但他的得力干将和支持者，大部分是国民党人,或者称之为国民党左派。”

    “而联合政府成立三年以来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大萧条以来历次精准的躲避浩劫的金融和工商业指导政策，则是出自共产党中央的手笔。”

    渣打(香港)经理海斯·杰弗森毕恭毕敬。

    他在维多利亚港的一艘全长近百米的私人邮轮上,私人邮轮的主人是塞缪尔·威尔逊三世，渣打银行董事长。

    杰弗森是1929年接任渣打银行香港分部的。上任才一个月，华尔街大股灾，连渣打银行的市值都下跌了26%。金融风暴席卷西方世界，在渣打银行内部也刮起了风暴,渣打在全球几十家分行，经理被橹掉了12个，三家分行直接关闭。

    渣打董事会给各分行的业绩KPI排序,发现渣打香港分行的规模虽然在全球各分行中只排第20，但是去年盈利名列第五，坏账率倒数第一。没错,坏账率全渣打最低。

    于是杰弗森不仅没有失业之忧,在1930年1月还得到了总部的表扬。

    1930年这一年,渣打香港分行的盈利排名从第五上升到第三，坏账率仍旧最低。这就是威尔逊董事长的邮轮到香港时，专程召见杰弗森的原因。

    “杰弗森经理,您是说,在广州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扮演着资本引擎的角色?”

    杰弗森:“是的。在中共创立的早期，他们还没有获得广东的时候,共产党的领袖就通过在上海租界开办公司产业的方式,为他们的党筹集经费。当然,那个时候的中共作为一个地下组织,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就可以维持其运作。嗯，开办公司产业的时候,他们的领袖还向渣打银行借款作为流动资金，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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