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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不解的两人还是按照这名士兵的吩咐洗漱穿戴后下了楼，在餐厅内他们很快就看到了穿着便服的林信义，就坐在一张靠着窗户的方桌前喝着茶。

    当两人走到他面前，林信义方才邀请两人坐下说道：“坐下吃个早餐，然后我们就赶紧出发，这样应当赶得上茶园的开采时间。”

    火车通车后，温达美酒店的食物供应已经恢复，因此这里的早餐还是很丰富的，流淌着糖心的太阳蛋配上去掉了吐司边的黄瓜三明治，再来一杯牛奶，奥罗宾多觉得自己吃的和家里一样好。

    享受完了丰盛的早餐后，两人就跟着林信义向着山谷内的茶园走去，其实大吉岭这座城镇就建筑在茶园之内，只要稍稍离开城市就能走进茶园里。只是两人还是不明白，林信义带着他们来茶园看采茶到底有什么意义。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觉自己错了，林信义显然不是带着他们来看采茶的，他给两人分了一个背篓，然后对着他们说道：“茶叶必须在朝露蒸发后开始采摘，就是这个时间。给你们的竹棍是用来测量茶树高度的，只能采高于这一高度以上的茶叶，两叶一芽，不许一把抓，不能采摘三叶、四叶…”

    贾丁拿着背篓、竹棍还想问为什么，却见林信义已经背上了背篓拿起了竹棍走进了茶园，奥罗宾多拦住了他说道：“我们先跟着做，他迟早会告诉我们为什么的…”

    贾丁还想说话，但看奥罗宾多已经毫不介意的背起了背篓，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个婆罗门的事，他思考了一会也终于默默的背上了背篓走进了茶树中间。

    贾丁虽然经常锻炼，萨米提本意就是健身，但强壮如他在不断重复的采茶动作中变得疲惫不堪了起来，特别是太阳升起之后，阳光的照射下他不仅汗流浃背，连头都有些昏了。也很快就疲惫了起来，幸好这种劳作在中午前还是结束了。

    林信义走过来向着他们说道：“大吉岭的茶叶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过午不采，现在我们可以把茶叶送给茶园的管理者了。”

    在茶园管理者面前的秤前贾丁陡然发觉，那些采茶女工最少的也有十五六公斤，而最多的则能到23公斤有多，但是他们三人中采的最多的是奥罗宾多足足有9公斤多，次一等则是林信义7公斤多，而他才6公斤出头。

    这一发现让他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垂头丧气，他第一次发觉自己似乎没有看起来那么的出色，毕竟奥罗宾多和他一样也是第一次干这种劳作。不过他的心神很快又被林信义的话语给吸引了，在路上林信义回答了他们昨天提出的问题，“今天在茶园工作的时候，你们还考虑过自由的问题吗？”

    奥罗宾多似乎有些明白今天对方邀请他来茶园参加劳作的目的了，但他还是有些不解的问道：“您是想告诉我们，底层的人民无暇思考自由吗？”

    林信义沉默了数秒后回道:“说的更确切一些，我认为谈论自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之前，人民没法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自由的目标还是高于温饱这个目标的，只是我们必须解决人民讨论自由问题前的物质条件，即保证人民的温饱后，才能确定这个自由是人民真正需要的自由…”

    第274章 宣战

    在没有经历过今天的劳动的话，那么奥罗宾多和贾丁未必会认同林信义的话，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衣食发愁过，他们感受最深的乃是英国人对于印度人的欺凌。他们真诚的相信，农民活不下去，不是地主拿走的太多，而是英国人的税太重。

    在1885年国大党成立之前，为了获取英国人给与印度人更多职位，这些印度精英们也终于不再研究宗教教义，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国家的经营上，他们对于农民生活的关注，正是国大党成立的契机。虽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获得包税地主和永佃户的支持，但却也不得不通过对于印度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描述来求取英国人的同情。

    国大党成立之后，更是把这种个人研究行为转为了一种集会呼吁，每年国大党年会的报告，本质上就是一场对印度社会现状的报告，虽然国大党只研究社会问题不提出解决办法，或者说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希望英国人把更多的政府职位交给印度人，因为印度人更加的了解本国的国情。

    而国大党在描述印度农民的贫困时，常常以最底层的佃户为代表，1900年之后他们最常提及的一件事就是，19世纪最后25年印度三次大饥荒饿死了1500万农民，这就是英国对于印度剥削太甚的结果。但是他们请求英国人改善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主张减少向地主征收的田赋，毕竟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地主要交的田赋只有5-20%。

    但是在英国人手中，田赋一度达到了地租的八九成，这也是1860年之前印度地主不断反叛东印度公司的原因。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东印度公司把统治印度的权力交给了国家，伦敦开始对印度实施了近代化改造，提升了粮食产量，降低了运输费用，并采取了30年一议的田赋固定制度，才算是恢复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改良投入。

    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印度的精英们认为，印度农民的贫困就是英国人向地主们征收的田赋过多，从印度收取的税款用在印度的太少，使得地主没有动力去投资印度的农业。假如英国愿意减少田赋，并把印度的税款用在印度人身上，那么印度就会繁荣起来，农民也就不必这样大批大批的饿死了。

    这些印度精英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的从小就被送往英国留学，在伦敦最好的寄宿学校学习，最后在英国最好的大学学习法律，可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甚至还要好于英国的布尔乔亚们。这些人提出的理念自然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只要劳动者不去思考，思考者不去劳动，他们都会觉得这是印度民族的自我拯救之道。

    只不过，在如何达成印度民族的自由上，国大党的温和派认为应当祈求英国人，而极端派则认为需要通过斗争，甚至不惜发展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奥罗宾多和贾丁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极端派，他们和温和派之间的争议是如何争取印度民族的自由，而不是解决印度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否是争取印度民族的自由。

    但是和林信义一起劳动了一个上午之后，两人都不约而同的发现，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一边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讨论自由，这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以这些底层民众的劳动量，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什么自由问题，想的只会是两件事：休息和吃饭。

    因此他们不得不认同了林信义的观点，想要底层民众去思考自由的价值，至少应当先保证民众衣食无缺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而这显然不是英国人减少田赋或把税款留在印度修建水利设施和道路设施就能解决的问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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