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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复兴本土的手工和工艺生产，建立民族学校以及发展乡村改善计划等。

    因为有着这些印度中上层人士的加入，加尔各答的集会规模越来越大，而其所带来的影响也开始从城市扩散到了乡村，从孟加拉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国大党的激进派开始逐渐掌握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权，稳健派开始失去群众的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座位于印度内陆地区的城市的沦陷和一支代表着英国不可战胜的武力象征-英国骑兵的失利，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以至于一直主张祈求的国大党稳健派，也忍不住向寇松总督求情说，“我们是愿意站在大英帝国这边的，但大英帝国至少也得给我们一个站队的机会。”

    稳健派的抱怨是有理由的，虽然他们一直一厢情愿的把自己当成英王的臣民，认为以印度对大英帝国的贡献，印度人至少应当获得和本土臣民一般的待遇，或者说至少他们这些印度的上层阶级应当获得同本土居民一般的待遇。

    但是印度人付出了这么多，在19世纪为了大英帝国的霸权，印度付出了数千万被饿死的民众，可是在英国人眼中，他们依旧还只是同其他殖民地没什么区别的土著民族。虽然在印度，这些印度精英们有权力乘坐头等车厢和头等船舱，但是在其他海外殖民地，印度人则属于被歧视的有色人种，只能坐在三等车厢或二等车厢里。

    稳健派认为，虽然他们试图维持英王在印度的统治，但是英国人却从不肯倾听他们有益的意见，这导致了他们变成了两头受气的-风箱里的老鼠。群众埋怨他们只会要求服从英国人的统治，却不能让英国人改善一点对印度有利的政策，而英国人又嫌弃他们多事，简直是吃力不讨好。

    正是因为英国人长期以来对于印度民族的声音置若罔闻，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倾向于以极端的方式去争取印度民族的自由。也令他们这些试图维护英国统治的善意支持者，越来越不能得到群众的认同了。

    难得的，寇松爵士这一次没有对稳健派的申请搁置一旁，反而表示自己会好好考虑一下他们的请求。这让稳健派信心大增，认为合理合法的祈求方式终于可以看到成效了。不过对于总督寇松来说，他要考虑的可不是在政府里给印度人增加几个职位的问题，而是需要多久才能把流窜到恒河北面平原上的中国人消灭掉，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

    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来说，1905年简直就是一个灾难之年，先不提中国人和孟加拉分割方案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农民和工人运动在这年的开端也陡然频繁了起来。孟加拉北部地区的茶园工人、靛青种植园的农民、加尔各答等地的工人都在要求获得公平的对待-减少工时、增加收入。

    老实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工人和农民提出的经济上的要求，实质上比他们支持民族独立还糟糕，毕竟民族独立只要收买几个上层就能瓦解了，但是想要满足这些工人和农民的经济要求，那可是真的要大出血了。

    这三种麻烦要是分别出现的话，英属印度政府其实还是能够一一找到解决办法的，但是当这三种麻烦搅合到一起来，寇松觉得自己或者已经没有希望挽回荣誉了，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维持局面，然后把烂摊子丢给下一任印度总督。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过去视为香馍馍的印度总督一职，现在却成了一个烫手的麻烦。伦敦并不是没有人想要获得这个职位，但他们都不希望过来接受寇松的烂摊子，他们希望寇松能够先恢复了印度的局面，然后他们再来上任。

    对于寇松来说，他现在的麻烦已经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把手上的麻烦暂时缓和下去。当中国人出现在布尔尼亚后，他就知道基钦纳总司令的第二次进攻计划已经破产了，哪怕他对于军事没什么经验，但是参照阿富汗战争的结果他都能感觉到，这个时候从山上撤退必然会是另一场大灾难。

    但是，如果不从山上撤兵的话，究竟该怎么对付布尔尼亚的中国人，这就变成另一个麻烦了。而在这个时候，英属印度军队中间也终于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使得寇松得以直接干预军队的事务了，过去印度总督只能对军队下达命令，而不是直接对军队内部事务做出指示，这也是印度从东印度所属转移到国家所属后体制的一大进步。

    当然，如果不是基钦纳勋爵主导的对大吉岭作战的两次失利，军队内部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挑战这位总司令的权威。基钦纳勋爵能够领导印度军队并推动他所设想的军制改革，除了有伦敦的支持外，重要的是他有着真正的战功作为支持的，在这种战争英雄光环的加持下，印度的军官们压根没有反抗的底气。

    撇开西藏远征行动的失败，严格来是这次远征是寇松爵士和杨哈斯本上校主导的，基钦纳勋爵还真不必承担太多责任。但是两次对大吉岭的进攻失败，就不能不让勋爵自己承担了。在这样的战绩下，对于勋爵不满的军官们自然就对勋爵的指挥才能提出了质疑。

    寇松听了这些军官们的意见后，也认为基钦纳勋爵的新方案过于保守了。按照总司令的打算，不主张急于从大吉岭撤兵，以免造成难以忍受的伤亡。但是不从山上撤兵就必须抽调新的兵力对布尔尼亚的中国人进行围剿，这点其实本来也没啥问题。

    此前英属印度军队感到人手不足，是因为需要把地方部队调动到国境附近乃至国境之外去作战，而且印度军队中的主力-骑兵部队，还派不上用场。现在中国人既然自己跑到印度平原上来了，那么反倒是可以调动地方部队进行围剿了。

    只不过，基钦纳勋爵主张：先保证戈西河以西及瑙加奇亚希以东恒河南岸的安全，然后派遣一支军队渡过恒河，同西里古里的军队联合，以格蒂哈尔到西里古里铁路线为基准，从东向西扫荡，直到戈西河西岸，迫使中国人没法停留在印度平原上。

    不过其他军官们则反对这样一个兴师动众的计划，他们主张立刻征调孟加拉的骑兵部队渡河，然后直接夺取布尔尼亚，再派出步兵跟上，沿着铁路线设防，然后以骑兵为铁锤，以铁路线为铁砧，直接把这些中国人粉碎在印度平原上。

    这些军官们的理由也很充分，“我们建设铁路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够快速的镇压地方上的叛乱吗？现在放弃铁路的便利，反而采取逐步挺进的扫荡策略，这不就是告诉了那些印度人，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在相同的兵力下对付那支吃人的怪物，所以只能通过数量上的优势压制他吗？那么比人数的话，印度人不比我们更多？”

    寇松爵士听了半天后决定支持军官们的主张，打算任命罗伯特.坎利夫.洛将军为本次出征的主帅，并调查尔斯·汤森中校为其副手。基钦纳勋爵可以阻止寇松爵士对军队内部的决策进行指示，但并不能阻止这样的任命，这正是寇松作为印度总督的权力。

    但是他对于寇松这样的任命是抱有深切的不满的，在其他人离开会议室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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