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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袁世凯的担心，唐绍仪不是没有这样的感觉，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突然出现确实改变了国内的格局，从而让大清的内政外交上都出现了有利的变化。

    唐绍仪也清楚，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地方势力的崛起，那么满人压根就不会放权，而列强也不可能对北京放松了压迫。

    因为满人和列强都明白，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可以取代北京的新势力，而他们又不能在武力上对其加以剿灭，自然就只能对这个国家做出变革，以平息下层民众的愤怒，列强也不愿意因小失大把已经驯服的满人逼下台，换上一群桀骜不驯的民族主义者成为中国的领导者。

    当然，唐绍仪和满人亲贵一样，都不明白为什么义和团运动会招来八国联军的报复，但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对抗各国军舰的行为，却使得列强对武汉做出了让步，这显然有些超出了他们对于列强的了解能力了。

    虽然唐绍仪作为留美幼童，对于欧美情况的了解不是满人亲贵能比的，但是就如同满人亲贵畏惧列强的军舰大炮一样，他也是深刻的敬畏着列强所制定的国际秩序，因为在他的留学生涯中，他受到的教育就是-大国制定的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唐绍仪当然不清楚后世的驯化理论。印度人把小象用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因为年幼的小象力气较小无法破坏这根柱子，慢慢的就会接受柱子是坚固的想法，于是等到它长大成年了，即便轻易可以破坏柱子，也不会试图去破坏它，因为它的潜意识里已经种下了柱子不可能被自己摧毁的念头。

    这些留美幼童在海外的学习，本质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制定的规则是最好最文明的观念，特别是那些学习法律的留学生，当他们对西方制定的法律深信不疑时，自然也就没法再生起对抗西方法律的念头。

    而对于列强来说，用舰队维护自己制定的国际秩序，花费实在太高，完全不如这种驯养有色民族的知识分子那么的低廉和有效。这也是英国人特别鼓励印度的精英们在英国学习法律的原因，哪怕这些印度人没有在英国的大学毕业，他们回到印度之后一样能够获得印度的律师执照并有机会进入英属印度政府，因为这些印度精英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英国化了。

    留美幼童本质上就是美国人向英国人学习的一种殖民地精英教育的方式，当然这种试图灌输美国价值观的教育理念立刻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对，他们派出这些留美幼童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摧毁它，所以双方的冲突导致了留美幼童制度的中断。

    于是，一开始还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报以同情，因为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直接打破了满人的专权和打破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企图，从而给了他们这些海外留学人士有了一个在政治上发言的机会，即推动中国的立宪，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从而在列强所营造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唐绍仪这些海外留学生看来，当前列强之所以把中国视为野蛮的东方君主制国家，不是因为中国的君主制度，而是中国现存的东方君主制度不能适应西方君主制国家所制定的文明国家的交往原则，因为西方君主制度已经摒弃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转向了社会契约论，君主只是人民的代表而非上帝的代表，这也是西方君主制和共和制能够和平共处的基础。

    而这一基础是经过了30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留了欧洲无数鲜血才奠定下来的，这也是沙皇俄国始终不能融入欧洲的原因。是否立宪，实质上就是君权神授或是民选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才会有相同的价值观，才能缔结双方可以遵守下去的国际准则。

    当然，对于满人来说，哪怕是一丁点的权力转让出去都是要血流成河的，比如戊戌变法和庚子国耻，这些都是满人亲贵不肯放权的抵抗。因此对于毫无实力的海外留学生的立宪呼吁，自然没人会理睬。这也是唐绍仪等人一开始觉得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出现是好事的原因，因为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让满人不得不在改革或灭亡中做出选择。

    但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所选择的社会改革道路又绝非是唐绍仪这些海外留学生所认同的文明之路。因为这条路不是英式的温和变革之路，而是暴烈的法国大革命之路，作为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自然不会不知什么是法国大革命。

    虽然美国人吸纳了不少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理念，也在文化上亲近了共和体制，但是美国在社会实践中采用的其实还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当前高喊捍卫自由的正是大英帝国，美国人继承了这一政治伦理，比他们在形式上接受的法国共和体制更深入人心。

    因此，这个时代的美国大学的政治教育最敌视的正是民主主义，因民主正是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摧毁了法兰西的传统文化。工农兵委员会选择的这条路，在唐绍仪看来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他自然是不敢苟同的。

    但是在欧美褒贬不一的民主主义，在中国却是褒义词。因民主正是反抗君主暴政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就如三级会议打倒了路易十六，现在的中国需要民主比自由更甚。

    而某些压根不理解什么是民主和自由的乡下土财主，望文生义，把民主视为了对抗皇权的有力工具，却不知罗伯斯庇尔曾经用民主把他们这些士绅阶级的脑袋砍下了不知多少。

    因此唐绍仪等海外留学生认为，现在能救中国的也只有袁世凯了，既不能让满人把这个国家一起带进坟墓，也不能让这个国家落入一群暴民的手中，作为军事强人的袁世凯若是能够接受立宪的话，那么无疑是可以成为挽救法兰西的拿破仑的。

    心中闪过了这许多念头，唐绍仪还是向袁世凯劝说道，“武汉的背后是德国人，但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是英国人制定的，只要德国人没法直接挑战英国，那么武汉对于朝廷和英国协议的反对是没法得到德国的支持的，一个没有德国在背后支持的武汉，如何是宫保的对手？”

    袁世凯沉吟了许久之后说道：“话是这么说没错，但现在我北洋被俄国人牵制，武汉就算不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背后捅刀子，他们只要撤掉对我们的支援，也就成了隔岸观火的渔翁了，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和他们翻脸的。

    我看，还是要和武汉谈一谈，他们想要什么都可以谈，比如把四川和西藏都交给武汉去管。这两个地方现在朝廷鞭长莫及，迟早是要落到武汉手中的，倒不如顺水推舟拿来和武汉做个交易。只要他们承担起了对于西藏的防御责任，和英国取得和平，我想他们是不会继续反对下去了。”

    唐绍仪也觉得这是个办法，但对于一下子把西藏和四川交出去，他也还是有些犹豫的说道：“西藏也就罢了，四川也交给武汉，这是不是太过助长武汉的势力了？四川人口近4000万，若是让武汉纳入掌握，他们可就拥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了。”

    听了这话，袁世凯也是忍不住心里有些乱，但他还是很快镇定了下来说道：“锡良和成都将军已经几次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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