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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打了补丁，使之渐渐成熟了起来。

    1905年7月到1906年2月，这场改良主义对革命主义的论战最终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也形成了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理念上的三足鼎立。朝廷也好、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各地的立宪派也好，都没能在这场论战中有插嘴的余地。

    三方中最稳固的还是劳工党，此前劳工党已经提出各种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政治理念，通过这场论战，劳工党进一步确立了自己是劳工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地位。虽然这让不少对劳工党有所期待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感到了失望，但却稳定了劳工党内部的思想。

    随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建立，加上沙俄入侵给武汉创造出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间，北洋新军被沙俄牵制不能南下，其他各省压根就没能力对付武汉这个强大的军政集团，这可不是一群拿着农具造反的农民，而是一个有能力用机枪大炮武装自己的工农集团，各省拿着刀枪或落后火药武器的巡防营压根没法和武汉的工农红军对抗，就连列强不也是默认了武汉对长江中上游航道的控制权了么。

    因此武汉虽然名义上大肆扩军，从兵变前的一师一旅，到了1905年11月已经扩建了9个师约9.6万人。但相对于武汉现在所控制的湖北、湖南、川南、豫西、赣西等地的人口和面积而言，工农红军的扩张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劳工党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

    汉口-汉阳地区在建成了一座铁路桥和公路桥后已经开始在建第三座桥梁，两地之间设立了完善的公交系统，之前在汉口少量主干道运营的有轨电车已经通到了汉阳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也突破了150万，汉口的工商业和汉阳的重化工工厂就和春天里的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

    1901年之前，湖广地区的粮食加工率约为5%，但是到了1905年11月，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了37%。过去武汉很少进口热带作物，向海外出口工业品的金额几乎是零。

    但是到了1905年11月，大量的椰干被运到了武汉，在这里榨油制作成肥皂后向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出口。其中来自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椰干占据了80%，过去德国人都是把这些椰干运回国去进行加工，但是现在德国人发觉把椰干运到中国加工，然后把肥皂就地销售其实更方便。

    瑙鲁以及附近的另外两个磷酸盐岛，虽然有着丰富的磷酸盐，但是在上面开采规模最大的公司其实是英国人阿尔伯特·埃利斯，因为英国人可以就近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地出口，而德国则需要运回欧洲才能变现，因此反而不能对这些资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现在么，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需要大量的化肥，而又有着廉价劳动力可以输出。于是向中国出口磷酸盐，雇佣中国劳工开发太平洋殖民地就成了很好的生意。在这样的充分合作下，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各类资源都被开发了出来，而武汉也就成为了一些初级工业品的出口地。

    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好，不少劳工党成员已经开始从革命思想转向了建设思想。有的人甚至认为，为了加快建设，应当压制工人的消费提高工厂的积累。这种思想至少还有着先建设后分配成果的内容在内。

    但也有的人就走的比较远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其实也不错，和德国资本家们的合作，使得武汉迅速的大变样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许是过分了，毕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要求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但是这样干，谁还敢给你投资呢？

    正是这场论战，将党内的思想重新整理了一遍，把一些脱离了劳工主义的党员给清理了出去。

    第339章 资本论

    1905年武汉这座城市的工商业产值已经突破4亿两，和湖北农业产值相若，也就是说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控制的资源已经完全压制住了本省的地主阶级，就连那些私人工商业者也开始从地主阶级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独立阶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的声音自然在湖广迅速的衰落了下去，面对工农兵委员会动用了政权力量的暴力打压，湖广的地主阶级开始示弱，不再如之前那样敢和工农兵委员会公开对抗了。这种事情地主阶级也不是第一次干了，当初满人入关的时候，江南地主反抗过后发觉真打不过也就躺平任操了。

    因此，当保皇会和同盟会还在竭力争取地方有力人士的时候，湖北已经真正确立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之前是士绅地主和劳工党争夺本地的治理权，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谁来主导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打击地主阶级的争辩倒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过去4年多里，工商业者从委员会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中享受了最大的好处，满清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扰，在这条工业化道路开启之后都被粉碎了，特别是当发展委员会转变为工农兵委员会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对于工商业的扶持就更加的强力了。

    工农兵委员会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得许多资金不得不从土地转移到了工商业中来，当下购买土地显然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投资，因此抛售土地避免被工农兵委员会没收就成了一种避险的手段。这样一来，原本已经脱离乡村居住的地主，现在更加和乡村不发生关系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城市人口。

    劳工党显然不能一次对付两个敌人，不能一边消灭地主阶级，一边又消灭资本家，无法逃离的地主阶级最终只能选择和劳工党抗争到底了。现在么，那些愿意脱离乡村的地主，至少暂时不会成为土地改革制度的反对者了。

    当然，随着武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试图在政治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工商业者们也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建立商业组织，一边积极追求入党，预备把自己和劳工党重新捆绑在一起，就如同大清入关之后，汉人地主和满人捆绑在一起一样。

    相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这些把资金从土地中抽出投入在工商业中的资本家，相对于那些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地主们来说，至少是进步的。而且在工农兵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资本家接受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条文，比如最低工资法和工伤保险等。

    在工农兵委员会所建立的统一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家的剥削被控制在了一个较为轻微的程度，其实就是控制了资本的回报率。对于一个不可控制的市场而言，资本自然是倾向于尽快收回投资，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市场，资本也不是不能接受固定收益率的。

    比如英国资本在印度投资铁路，他们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担保，就是固定的年5%的股息。当然，在欧洲公债的年息有3%就不错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业国，投资现代工业的回报率一般都能达到16%，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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