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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几天的连续失利，严格来说就是下面的官兵没坚持住最后一口气，结果就被俄军给抓住机会突破了阵地，让北洋军顾此失彼，只能掉头跑路。王占元觉得，自己都豁出命去站到了第一线了，可兄弟们就顶不住，这让他有什么办法呢？

    只是傅慈祥对失利的看法和王占元是不同的，他接着便说道，“…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当然，我在德国留学的时间不长，加上还要学习语言，严格来说没学到多少东西，不过我倒是了解了一下欧洲人对于战争的看法。

    我在军校的老师告诉我们：战争是科学也是艺术。不过蔡锷同志倒是和我说过这样一番话：对于天才来说，战争是科学也是艺术。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不过是习题集。

    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研究近代战争的技艺，到19世纪为止已经过去了300年。而我们正式开始学习西洋操法，其实是在甲午之后，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年。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学习西洋操法，至今已有40年。

    所以，我们想要用学来的西洋操法去和欧洲军队作战，必然是居于下风的。这个居于下风，不仅仅在于士兵的日常训练、军队的组织和新式火器的研究，也在于军官应对战场上突发状况的反应。

    对于欧洲的军官们来说，他们对于军事的接触是从孩童时开始的，他们从小就听闻了那些战争故事，并在战争游戏中了解了那些胜利者和失败者的选择。少年时期进入军校，他们又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判断能力。

    相比起这些自小沉浸在军事氛围内的欧洲军官们，东方人显然是屈居下风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青年时期才开始投身于军队，我们对于欧洲的战争历史并不熟悉，甚至于连欧洲的新式武器都要从头开始学习使用的方式。

    因此，我们和欧洲军官之间的差距，就好比小学生和大学生之间的数学水平的差距，不管你怎么往小学生的脑子里灌输数学知识，大学生都比小学生多了十几年的做题经验，除了天才之外，没人能够抹去这十几年的做题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俄军在战场上总是能够轻易的找到我们的弱点，并迅速的打开突破口。因为他们对于战场上所发生的状况实在是太熟悉了，以至于可以不假思索的做出反应，相比之下我们这边的军官反应就比较迟钝了，往往在俄军发动了之后才发觉自己的薄弱点在何处，此时想要弥补，就已经来不及了…”

    鲍贵卿顿时恍然大悟的出声道，“傅统制这么一说，我倒是有感觉了。昨天和今天的两仗，都是吃了反应不及时的亏啊。我知道该怎么应对，但是命令还没有传下去，俄军已经突破了，想要挽回都来不及。说起来，在战壕里时倒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看来是俄军没法看透我们在战壕内兵力的运动，所以才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啊…”

    鲍贵卿的话倒是引起了北洋将领的思索，不过大家思索了半天又感到了泄气，因为这种反应显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训练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野战，他们还得输。

    因此陆建章忍不住就出声说道：“这么说来，咱们和俄军就打不了野战了？可俄军要是不强攻我们的坚固阵地怎么办？那我们这锦州还打不打？”

    北洋诸将听了这话顿时陷入了沉默，傅慈祥确实找到了他们在野战中失利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能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大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啊，指挥艺术可不是靠拍脑袋解决的。但是放弃和俄军野战，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袁世凯所制定的夺取锦州的目标，这个政治责任他们好像也背不动。

    冯国璋倒是彻底的放下了身段，向着傅慈祥问道，“傅统制既然已经找到了我们在野战中失利的原因，那么可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傅慈祥沉吟了好一会才说道：“倒是有些想法，但不知能不能成。”

    冯国璋顿时松了口气说道：“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活马医了。再说了，我们再坏也不过是固守塔山、葫芦岛一线，俄军也不可能继续向我进攻了，毕竟他们现在的主要对手是日本而不是我们啊。你有什么想法，不如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参详参详，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么。”

    傅慈祥瞧了瞧烛光下的北洋诸将，思索了一阵也就开口说道：“这三日内俄军和我们的交战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俄军是一只需要军官下令才能行动起来的军队，失去了军官的指挥，俄军的表现并不比我们好。

    此前我们向俄军阵地发起进攻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俄军和我们面对面的作战并不会太弱下风，可一旦我们切入到俄军身后，前线的俄军就开始动摇了，哪怕只有很少的部队绕到他们身后，他们都会选择撤退而不是打通和后方的联系。

    所以，俄军在野战时往往都会排列的很紧密，这样也便于军官进行指挥。从这几日的野战情况来看，人数越多越有利于俄军，因为人数一多战场情况就会复杂化，俄军军官的指挥经验也就更加能够体现出来，但是人数越少，对于我方就越有利，因为人数少的战斗会变得简单化，反而会拉平双方军官之间的经验差距。

    所以，我认为对付俄军野战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开俄军各部队之间的距离，使之不能形成合力。比如现在这种局势，或者把部队拆成营连单位渗透到俄军后方，然后切断俄军的后勤，迫使其分兵之后，再从正面发起反击，也许就能觅得战机了…”

    对于傅慈祥提出的建议，有人觉得可以一试，有人觉得未必可行，不过在其他人拿不出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冯国璋终于还是拍板要试一试。

    调动小股部队进行敌后作战，在辽西走廊内是行不通的，因为辽西走廊的地域太过狭窄。但是在锦州地区却是可行的，俄军虽然占据了锦州城，可并不能控制锦州地区的各个乡村，这些乡村的民众在俄军的压迫下已经发起了保卫村庄的自发性反抗，现在朝廷的军队既然已经出现在身边，他们也很快就派人来联系，希望能够得到军队的保护，抵抗俄军对村庄的征粮等行动了。

    有了这些本地村民的带路，军队很容易就能绕开俄军的驻地潜入到俄军背后地区。唯一的问题是派那些部队穿过俄军的封锁线进入到俄军后背，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真正实施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正面战场不给力的话，他们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后援的作战。

    最终冯国璋从北洋各部队中抽出了3个营，而傅慈祥也调动了4个营，分成左右两支队，由张难先、彭楚藩各自带队出击。之所以让武汉派人负责此次出击的任务，因为北洋各将都没有游击作战和运动作战的经验，只有武汉方面研究过这些战术。

    左支队三营，由张难先带领，于7日上午往高桥西北的磨盘山行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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