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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属于市区外的农村地方。不过现在菱角湖却成为了汉口市区的边缘部分，围绕着菱角湖建立起了一系列的街道，有工厂、居民区和商业区，虽然不及汉口公园周边那样繁华，但这里也和过去的田园景象完全不同了。

    由于这里距离汉口公园较近，且地价要比江岸区便宜的多，因此不少政治人物或小党派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也不是没有爆发过内部斗争的。第一次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发起了对劳工党的挑战，虽然在兵变中劳工党牢牢掌握了武汉三镇，但是武汉之外倾向于革命的地方驻军并不全在劳工党的控制下，甚至在武汉三镇内也有军官并不完全认同劳工党的主张。不过在工人阶级和士兵们的支持下，党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则是士绅们对党发起的挑战，因为反对减租和更加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士绅们一度试图从政治和经济上对劳工党进行打击，但是在劳工党动用了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后，不愿合作的士绅们被驱逐出了委员会。

    经过了这几次的斗争，劳工党在工农兵委员会中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为例，这个委员会的规模从一开始的百余人发展到了1907年的四五百人，可是劳工党的比例却从三分之一弱上升到了三分之二左右，加上倾向于劳工党的中立人士，劳工党在委员会中控制的投票人数已经超过了70%，这几乎能够让劳工党通过任何想要通过的议案了。

    至于剩下的20-30%左右的委员，虽然难以认同劳工党的一些主张，比如消灭地主阶级或对旧文化实施的改造、批判运动，但是他们终究还是放弃了和劳工党进行武装对抗的思想，而选择了在委员会中和劳工党进行合法的斗争。

    这些委员大多属于有产者，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让他们很清楚的认识到，在这个王朝轮替的时期，赢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比守住自己的财产更为重要，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被打倒，那么失去的财产终究还会回来，而失去了政治上庇护，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对财产的处置权。

    他们选择和劳工党进行合作，其实内心的想法和那些积极反抗劳工党的士绅地主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只不过选择的方法不一样而已。这就和满清入关时，虽然有汉人士大夫选择了和满人对抗，但也有许多汉人士大夫选择向满人低头，只要熬过了满清入关的初期，这些选择低头的士大夫最终还是被新朝接纳了。

    在劳工党连连取得在战场上的胜利之后，试图用武力对抗劳工党的有产者就渐渐少去了，除了那些远离武汉的偏远地区，认为武汉力量不能达到自己身上的地主们，距离武汉越近的地方，特别是和武汉有着直接的铁路、公路、航运联系的地方，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经真正的建立起来了。

    而试图在这一新的社会秩序中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自然就要加入这一新的社会秩序中去，没有什么比进入工农兵委员会更加直接方便的办法了。就像那些坚决不同劳工党妥协的有产者们在失败后选择远离武汉的统治区域，选择和劳工党合作的有产者则把家搬入了武汉三镇，试图在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这些有产者的到来繁荣了武汉的市面，也为武汉带来了许多人力资源，在教育没有普及之前，知识几乎都掌握在这些有产者手中，而这也是有产者能够不断在新王朝中寻找到自己位置的关键。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长期掌握统治权力，正是因为他们垄断了知识，地主阶级在中国一般不会超过10%，但至少占了9成的知识分子。

    所以，哪怕劳工党主张消灭地主阶级，但也依然不得不在许多岗位上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让步，因为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加入，劳工党就不能让武汉政权顺利的运转起来，特别是随着控制区域突破了湖广地区之后，干部的缺乏就更加成为一个大问题了。

    因此党内认为应当放宽对于知识分子的入党申请，以填补干部的缺口问题。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一些党员对于党内过于重视阶级斗争感到了疲乏，认为当前最繁重的工作还是经济建设，政治上的工作可以先放一放，或者把经济建设和政治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党内的思想斗争都如此激烈了，党外的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也就更加的风云变幻了。比如以两湖有产者为基础建立的华兴会，现在就成为了仅次于劳工党的第二大政党，在工农兵委员会中占据了约10%的票数，并时常获得了其他小党的支持。

    虽然华兴会的主导人物和另一个时空大同小异，依然围绕着黄兴和宋教仁而展开，但是和另一个时空不同的是，华兴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因此在两湖的影响力更大，且并没有参加同盟会，其政党的理念也从抄袭兴中会变成了抄袭劳工党，但反对阶级斗争论和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政策。

    华兴会也因此渐渐成为了联合有产者的一个主要政治力量，而宋教仁则对华兴会的发展有着更大的抱负，他认为华兴会应当走出两湖，从地方性的政党发展为全国性的政党，从而牵制劳工党过于激进的革命政策。

    黄兴和宋教仁等华兴会的高层，实质上和劳工党的高层基本同出一门，都是出自两湖的高等院校，不是同学就是师友，他们之所以在党外自己组党，并不是对田均一等同学、友人有什么意见，而是他们难以认同劳工党对私有制的立场，他们认为劳工党所吸纳的欧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私有制的反对，只会造成社会上的动乱，难以建立起一个真正稳定的国家。

    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是把公有制当成了国有制，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王莽改制就类似于化私为公，但改制的结果只是造成了西汉的灭亡；另一方面他们更相信“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句话，假如没有私有财产，民众只会过及时行乐的生活，因为反正积蓄下来的财产也不能归于自己享用。

    正是这种对经济所有制上根本的分歧，使得原本是同学、师友，甚至是亲戚和兄弟，最终都分道扬镳了。当然，华兴会终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政治俱乐部，因为缺乏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解，他们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的政党，连理论也只能从劳工党这里抄，因此华兴会对于劳工党的威胁其实很小。

    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旧的士大夫的组织形式已经难以支撑起新式政党的政治活动了，毕竟旧的士大夫并不需要民众支持自己，他们只需要民众服从自己。

    黄兴和宋教仁一度想要前往海外留学，以增加对于西方法律和政治的了解，从而将华兴会彻底改造为一个西方式样的政党，否则他们就很难做到对劳工党进行什么牵制，因为现在的劳工党不管从组织力度或声望都压倒了其他小党，华兴会也不例外。

    但是9月5日这天，看到了最新一期的国民报后，宋教仁还是感到了惊慌失措，他忙不迭的拿着报纸走去了黄兴的办公室，对着正在和党员谈话的黄兴问道：“克强，你有没有看今天的国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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