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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对象，他们也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只不过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依然能够回到无产阶级中来。

    我现在所担心的，不是劳工党所实施的政策有害于农民群体，而是劳工党失去自己的阶级立场，在革命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为了形式上的工农联盟进行妥协，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

    田均一的心情是矛盾的，在接受了建立工农联盟以对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道路之后，他一直都把维护工农联盟当成了劳工党的首要任务，而从实践活动来看，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可行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快速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建立在稳定的工农联盟基础上的。

    虽然在土改过程中农村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他依然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就如之前林信义所描述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的快速加大，他认为工业化也同样能够改造农村落后的面貌，毕竟江汉平原的一些乡村在通电之后，其生活水平也和过去有了天壤之别。

    但是他是真的没有想过，革命成功后要把其中一部分农民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看起来就像是对工农联盟的背叛了，不过林信义的分析条理分明，也和之前下乡干部递交上来的工作报告极为相符。

    不少农民在打倒了村里的地主之后，确实开始远离农会过小日子去了，甚至一些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也出现了贪污农会财物或借助农会的权力欺压乡邻的情况。旧的地主倒下还没有死去，新的地主已经开始爬起来了。

    田均一思索良久，终于还是压制住了内心的软弱，神情严峻的向林信义求教道：“那么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造乡村，从而使农民融入社会主义？”

    林信义想了想便回答道：“其实劳工党现在在乡村实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普及教育是解决工农差别最根本的办法，工业或工业化的农业都是需要知识的，当下这些乡村儿童在接受了教育之后，十到二十年后自然就成为了工人阶级的后备力量。

    而对于当下乡村的农民来说，社会主义的改造无非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入手，政治上要打倒地主阶级所代表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经济上要加强集体经济的地位并进一步加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文化上要清除宗教迷信、树立起无神论的唯物观念。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党内要先搞清楚不同时期的工农联盟的意义，要明白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工农联盟的利益。如果党内都弄不清楚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不同点，试图在工农联盟的问题上和稀泥，又怎么能够指望农民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虽然这场谈话中林信义还谈到了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让田均一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关于城乡问题的讨论。他也因此意识到，劳工党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只考虑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也应当考虑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党所面临的问题了。

    林信义之所以在谈话中着重强调城乡问题，也是避免劳工党不能及时的从革命党的思路转向执政党的思路。过去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列宁会说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也把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视为苏俄政权的污点。

    但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了这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有了新的理解，只要把这些事情放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去思考，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

    当苏俄政权成立之后，维持这一政权的存续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对于千百万的无产阶级的生命来说，镇压水兵叛乱和实施余粮征集制都不过是小节。

    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资格软弱的，因为帝国主义真会拿机枪消灭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卫无产阶级，任何威胁到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人或事务，都必然要被无产阶级所粉碎，在这种事情上谈论个人道德是没有意义的。

    一百年后资本主义之所以开始谈论道德和人性，是因为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并成功的带动起了世界革命的浪潮，并摧毁了帝国主义所建立起来的全球殖民体系。

    在苏联击败纳粹德国之前，种族主义才是帝国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的灭绝，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就不是什么罪恶，而是一种荣誉。

    所以，无产阶级认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和余粮征集制是苏俄政权的污点，卡廷森林屠杀和对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处决是苏联的污点，从而把苏联变成了邪恶帝国，似乎比纳粹德国还要恶劣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看来，不管是白人至上的19世纪美国或是欧洲对全球的殖民年代，都是资本主义的美好时代，他们从不觉得屠杀有色人种和无产阶级是一种罪恶。

    只要无产阶级不抛弃这种不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虚无道德感，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赢得最后的胜利。比如中国的地主阶级攻击共产主义是共产共妻时，地主阶级其实早就过上了共穷人之财，共穷人妻女的生活，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干的事说出来用以恐吓无产阶级而已，可地主老爷们从不以此为耻。

    如果田均一等人不能从这种个人道德感中脱离出来，那么劳工党必然会出现内部的分裂，从而给反动势力创造出机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是常凯申等国民、党右派和列强的联合，但实质上动手的却是各支革命军队，这些革命军队为何会转向反革命，就是因为工农联盟出现了问题，旧的政权被打倒后，一部分农民被地主阶级拉拢过去了，从而让反革命的力量压倒了革命的力量。

    正是对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热爱和高度负责，列宁才会批评斯大林是一个软弱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斯大林并没有坚定的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志力。

    而东方的另一位革命导师则用了一段话来告诫自己的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林信义现在能做的，就是让田均一尽快的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虚伪的个人道德是需要无产阶级付出无数的鲜血作为代价的。维护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打倒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比现在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

    在这场谈话的第二天，林信义被邀请参加了中国劳工党和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之间的会谈，以亚洲民主革命联盟代表的身份。这场会谈其实已经持续了三天，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两党之间的合作问题及如何结束战争的商谈，但是会谈却陷入了僵局中。

    从主持两党会谈的杨笃生口中了解到，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虽然希望获得劳工党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战后远东的形势却和劳工党有着不同的看法。说的确切一些，就是俄社民党远东委员会希望恢复到1900年之前的远东局势，但要求保留中东铁路、阿穆尔省、滨海省、库页岛等地区的领土主权。

    第510章 林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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