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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太平大国在内，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乎都只有破环社会生产，很少能够在战争中发展生产，更谈不上提升生产力。但是劳工党引入的现代工业完成了这一点，武汉所发动的战争并没有造成乡村的大面积破产，虽然土地改革运动造成了短时间的动荡，但是在土地重新分配后，因为大量债务的取消，农村很快就恢复了生机。

    分到土地的农民，哪怕再怎么遵从传统道德，对劳工党剥夺地主土地的行为表示不认同，但他们的家人也是不可能欢迎地主回来，然后把自家分到的土地还给地主的，更何况地主真能回乡也不可能仅仅收回土地和房屋就罢手，地主必定是要所有人赔偿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损失的，农会分配土地而不是你抢的，这种解释可糊弄不了地主老爷。

    于是只要一个地区内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不管这个地区内的农民是否真的认同劳工党的政治理念，但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和劳工党捆绑在了一起，只有劳工党才能保护他们不受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因为国内只有劳工党提出了消灭地主阶级的理念。

    原本在边上准备看劳工党自取灭亡的袁世凯突然发觉，劳工党并没有因为得罪了地主乡绅而被孤立围困，劳工党的扩张虽然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遭到了各地乡绅地主的抵制，但是只要劳工党站稳了脚步那么这块地方其他人就真的立足不了了。

    反之北洋的扩张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北洋脱胎于淮军体系虽革然小站练兵完成了北洋军职业化，但是其内核依然是读书人统领农民的地主武装思想，给北洋一两百年的发展的间，搞不好能弄出一群中国版的容克地主来，不过现在已经是20世纪了，欧洲都开始玩民族主义发动全面战争了，北洋军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了。正因为北洋建军的内核没有脱离地主武装，所以北洋军中的职业军官只要有点钱就想在老家购买土地当地主，所以北洋团体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的，他们反对劳工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反对劳工党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理念，但是作为军人他们承认自已打不武汉军队，所以不得不同武汉进行妥协。

    但是，北洋团体还是很明白，自己和武汉之间必有一战，而这一战将会决定中国由谁来统治，所以在扩张势力上，北洋上下也是不遗余力的。作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北洋扩张势力要比劳工党简单多了，因为北洋扩张到一地并不铲除地主乡绅，而是拉拢一部分地主乡绅成为自己人，在武汉的压迫下愿意接受北洋团体保护的地主乡绅并不少。但是，北洋团体扩张是以降低北洋内部凝聚力为代价，地主阶级虽然是一个阶级，但是细分到个人身上，地主之间的利益也是不同的，因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是排他性的，北洋团体内的职业军官需要土地成为新地主，而那些旧地主加入北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而不是把土地奉献给北洋团体。

    北洋过去的传统地盘主要在河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现在北洋不仅扩张到了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还在西北和江准一带有了地盘，这些地区新加入的势力和北洋内部的旧势力重新组合后，很快就形成了北洋内部的各个派系，为了争夺权力而互相倾轧，带着袁世凯对北洋团体的控制力都下降了。

    所以袁世凯迫切的需要重整北洋内部关系，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分配利益，相比起调整大家手上已经划分好的利益，倒到不如从外部找一些新的利益来分配，中部及长江中上游地区就不用说了，北洋现在咬不动。而长江以南是一个老而不死的湘系，袁世凯也

    只能缓缓图之，不能把对方逼急了，这就意味着即便拿下富裕的东南也未必有多少新利益可分配。只有关外的满洲，因为满人的自私和俄国的战败，导致这一大片土地现在倒到是真的成了无主之地，在满人被边缘化之后，北洋想要对满洲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不会有多大障碍。

    现在日本想要霸占南满的行为，就是堵住了北洋的出关之路，也堵住了袁世凯想要整顿北洋团体的出路，因此他不得不和日本人计较。这就是袁世凯把唐绍仪、梁敦彦请来询问外交的理由，他迫切的想要知道英法对劳工党提出的新和平方案的看法，这才好决定他下一步怎么走。

    此前英法向他施压，要求他派人参加美国主导的调停会议，他的底线就在于拿回满洲的控制权，当然这个控制权要掌握在北洋手中。为此他都已经做好了不能收回旅顺口和承认俄国在北满地区的特殊地位了，只要能够实控满洲，特别是人口最密集的南满就好。

    但是，俄国和日本在调停会议中撇开中国讨论满洲问题，这让他派人参加调停会议的期待破产了，日本和俄国压根就没打算把满洲交还给中国，他们只是在名文上承认了满洲为中国的领士，但日俄两国却在中国的领土上划分起了势力范围。

    而此前劝说他参加调停会议的英法两国，对于日俄两国搞出的初步和平方案却不发一声，完全没有什么支持他的表现，这让袁世凯非常的困惑，觉得自己似乎是被英法给卖了。

    当然，在英法着来，他们只是应支持中国，而不是代表中国去对抗日本和俄国，中国要是反对日俄的谈判结果并做出实质性的行动，那么他们当然会加以支持，可如果中国自己不行动起来，指望他们去反对日俄两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袁世凯只能要求唐绍仪、梁敦彦通过私人关系去打听英法两国对于劳工党提出的新和平方案的看法

    他这样对两人说道：“劳工党操纵国会通过了四国和谈会议，如果英法不作出表示，那么国务会议就只能接受国会的决议。当然，我个人是不认同劳工党这种激怒友邦的决议的，但我得服从国民的意愿·"

    第523章 日本人的困惑

    对于中国人的试探，对于驻华公使萨道义来说也确实是无可奉告，因为确实不清楚伦敦在想什么，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的关系，他其实都可以回英国享受半退休的生活了。

    相比起萨道文，其实法国驻华公使反而更加了解巴黎在想什么，毕竟英国人还保存着旧贵族时代私人关系的传统，而法国自拿破仑的代之后就开始建立起了职业化的外交官体系，简单时说法国外交官是有着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的，他们更加容易从自己的上级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而英国外交官则主要依赖个人能力的发挥。

    不过法国驻华公使并不愿意给中国人透露什么消息，英法两国政府现在其实正在对彼得堡施加压力迫使彼得堡远离柏林，这种高度的机密当然不能告诉中国人，否则让中国人意识到欧洲现在已经无力干涉东亚的局势，那么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更加难以预测的变化，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和袁世凯一样茫然的还有日本的政治精英们，虽然日本人自诩为列强之一，特别是在打败了俄国海军之后，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同欧洲列强平起平坐，但是日本在国际外交关系中一样居于边缘地带，并不比中国外交好多少，否则的话日本也不至于开始兴起国粹主义。

    日本人搞脱亚入欧可不是报纸上喊喊口号，1883年日本建成鹿鸣馆就开始搞全盘西化的外交活动了，外务大臣井上馨是搞脱亚入欧实践的旗手，以至于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词“鹿鸣馆时代”。

    不过这种使日本成为“欧化新帝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欧洲列强的承认，列强拒绝和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诺曼频号事件发生后，井上馨下台，脱业入欧实践宣告失败。所以，日本外务省虽然是最西化的官方机构，但是在欧洲人眼中依然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什么秘密情报了。

    当劳工党提出了四国和平会议这种完全不符合欧洲列强利益的提议，居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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