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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地震带上的岛国来说，危机感始终伴随着每一个日本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强大的团体至少能让自己活下去，而弱小的团体只会让自己变成猎物。汉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是建立在白江口之战和万历朝鲜之战上的，当日本意识到汉人的文化不足以保卫汉人自己后，日本人也就开始真正远离汉文化了。

    像吉田茂这种从小学习汉学的日本精英，虽然对汉文化的典故如数家珍，他四岁上学，十一岁入耕余义塾就读，主要学习汉学，中国及西欧诸国历史，但日清战争之后便开始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最终接受了英国的法律和外交方式。

    他对于中国没有传统日本文人那种精神上的故乡之感觉，反而认为中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未被列强所占领的最后一块沃土，日本想要成为列强，就必须要把这块沃土吞噬下去。自小学习的汉学，反而被他视为了打开中国人心的钥匙和吞并中国的工具，他丝毫没有和中国的汉人有什么文化上的共鸣。

    其在东北短暂的外交官经历，也让吉田茂再一次加深了汉人无能力治理国家的印象，虽然中国人能搞一些商业，在农业上也相当的有经验，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国际社会的准则一无所知，这些中国人依旧生活在中世纪。

    吉田茂甚至还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人不懂什么叫公共事务，也没有什么公共道德可言，中国人把国视为皇帝的家产，所以国家兴亡是皇帝的家事和国民无关。同样的，中国人只关心自己的家事，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漠不关心，所以在中国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可言，也就不能发展出西方的城市自治组织。

    中国的乡绅虽然会承担一些诸如救灾、治水的公共事务，但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秩序，以避免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扰，而且土地几乎都在士绅手中，所谓治水其实就是给自己谋求好处，自然也算不上是什么公共事务。

    吉田茂总结道：中国的人口超过了印度，有四万万之众，是全世界一等一的人口大国，但这四万万民众不过是四万万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不会为了旁人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畏惧强权又热爱强权，只要给他们一丁点权力，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为给众人谋利，而是要为自家谋利。

    所以四万万人不过是四万万散沙，所以满人可以以不到百万人口统御中国，这正是汉文化的落后之处。满人既然能够以落后但团结的小族统治中国，日本自然可以凭借先进的国体入主中国。

    吉田茂甚至还打趣道：“满人常说，今日中国之辽阔疆域都是满人打下来的，大明不过只有内地十八省，其他地方都是满人带给中国的嫁妆。那么我大日本帝国征服亚洲，然后入主中国岂不是更理直气壮？英国人要是当了中国皇帝，大英帝国的荣誉自然也是中国的荣誉，可见中国人是容易被征服的，因为汉文化就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献媚的文化。”

    不过吉田茂在抵达武汉之后，他在东北树立起来的对中国人的愚昧且自私自利的印象算是被彻底粉碎了，武汉是一座新城，这种新不是单指城市建设，而是连城市文化的内核也是崭新的。

    在中国，西化的城市其实不少，广州、上海、天津都是较早开埠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列强不断展现其自身实力的地方。其中上海的租界不仅成立较早，且发展速度也远超其他港口城市。

    1845、1848和1849年，英美法三国，分别再上海设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地方不断扩大，到了1908年上海租界的面积已经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

    英国人在经营上海租界上是不遗余力的，南京路和外滩作为公共租界的核心，到处都是西式建筑，英国人还在租界内建立起了西方的城市公共事业。如果不去瞧租界以外的贫民窟的环境，那么上海公共租界确实是远东最出色的现代城市街区，不管是从建筑的样式和现代的城市公共服务来说，都不比欧洲的大都市差。

    不过要是把租界外的贫民窟也视为上海的一部分，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和加尔各答也没啥区别，老爷们住在白区，下等人住在城市边缘的黑区，白区的富丽堂皇和廉价周到的服务，是建立在对城市边缘的廉价劳动力的压榨上的。

    所以上海这座城市看不到多少中国人的东西，这座城市就是为白人殖民者服务的外来之城，城市里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是为白人所有，中国人在这座城市里的形象只有黄包车夫、跑街、妓女、苦力、瘾君子，你看不到一个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绅士住在这里，因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不是中国人。

    这样的上海虽然繁华，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只有恐惧，他们把上海称之为魔都，认为白人把中国人吞噬在了这座城市的底部，变成了城市不断扩张的基础。相比之下东京虽然被称之为大乡村，但好歹东京还是属于日本人的。

    武汉同样有着许多西方建筑，德国人在这座城市的建设上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事实上德国自己也是一个才开始城市化不久的新工业国，柏林就是一座新的城市。所以德国人在武汉，主要是汉口和汉阳两地进行的建设设计，极大的借鉴了柏林城的建设经验。

    但是德国人不会把这座城市称之为德国的武汉，因为城市的主人是中国人，他们不过是被委托了城市建设的设计任务。虽然德国人倒是很想把武汉变为和上海一样的，属于德国人的地盘，甚至愿意拿胶澳的租借协议来换，但是德国人终究压制不住武汉的工农兵政权，自然也就没法如英国人那样在武汉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

    让吉田茂感到震惊的就在于这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权人士，虽然这引发了许多矛盾，但是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特权阶层，中国人和洋人的矛盾在于洋人是否也和官员一样不受法律约束，而不是任何特权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许多中外矛盾都是士绅和洋人的对抗，洋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其实主要是传教问题，而不是洋人的特权问题。

    中国的平民承认官员有特权，但是洋人不当官就不应该有特权，所以当一个洋人普通百姓获得了官员的特权后，对于平民的认知就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特权这玩意不是士绅的特权，而是强盗的特权。只要能打的过朝廷，那么就算平民也可以获得特权。这样一来，原本对于封建体制的盲从心理就破灭了。

    义和团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平民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拳民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得和洋人一样的特权。不过八国联军用武力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了下去，这使得北方的民众不得不承认洋人确实享有和官员一样的特权，因为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力量。

    吉田茂在东北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中国社会，不要说那些白种人在东北可以享受特权，就连日本人在东北几乎也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中国的平民对于任何洋人都采取了温顺的屈服姿态，完全不能想象就在几年前，这些中国平民还试图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中国。

    而在武汉，不要说日本人，就连白人也不能拒绝警察的问话和检查，武汉也是日本浪人绝迹的一座城市，就算有浪人来这座城市，也会挂上一个正当职业的招牌，否则就难以在此地立足。

    在吉田茂眼中，这里的警察制度和东京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东京更加的严密，因为东京的警察不会寻求市民的帮助，而在武汉这里，警察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要融洽的多，在抓捕小偷时，常常看到市民出手协助警察。

    在一座新兴城市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流浪人口，一部分是从外地过来讨生活的，一部分则是失去工作而被迫流浪街头的，这些流浪人口构建成了大城市的底层，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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