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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的病开错了药方。

    如果说战争期间袁世凯的命令至少能打个八折执行，毕竟对俄作战是国战，袁世凯还是拥有着大义的名分的，这也是武汉承认袁世凯领导的国务会议合法性的基础。那么战后袁世凯试图加强个人独裁权的行为，正让其迅速的失去北洋团体的忠诚。

    作为一只满清朝廷用金钱供养出来的军队，哪怕那些官兵是从袁世凯手中领取的军饷，明白人还是知道，这是朝廷给的钱，袁世凯只是经手发放，并不是袁世凯从自己腰包里拿钱出来发给大家的。大家之所以感激袁大帅，一是袁世凯能够亲自发钱，这让北洋基层官兵和袁世凯建立了某种私人关系；二则是袁世凯亲自发钱杜绝了军官从中克扣，大家自然是喜欢袁大帅的。

    不过北洋官兵对于袁大帅的喜爱是建立在效忠朝廷的大义名分下的，要是袁世凯要带着他们去造朝廷的反，那么就要两说了。所以李鸿章和荣禄能够轻易的拿捏住袁世凯，因为知道北洋上下还不是袁世凯的私军。

    也就是荣禄死后八旗亲贵在北洋军中拿出了满人亲贵的作风，才让北洋上下失去了对于朝廷的敬畏之心，而抱有诸多不满。但是这种不满，也只限于对朝廷灭亡见死不救而已，在对外战争中，北洋还是愿意服从朝廷命令上战场的，只不过袁世凯又存有私心不肯让这支军队去和洋人打，从而击破了北洋上层的最后一点心气。

    于是在俄国试图吞下整个东北地区向北京宣战时，北洋军的下层官兵倒是愿意上战场，毕竟吃军粮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拼命么，但是北洋上层则普遍想要保守实力，于是一些能坚持的阵地战就打成了溃败战，让俄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挫折就拿下了山海关。

    但是当武汉派兵支援山海关后，北洋下层官兵很快就依托武汉军队形成了坚固的阵地，可见只要上头下了决心，友军又表现可靠，北洋军还是能够把平时训练的成果发挥出来的。

    北洋团体在战争初期的拙劣表现，在政治上的软弱性，给蔡锷等人深刻的上了一课，于是劳工党高层对于民主集中制度也就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蔡锷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虽然研究的不深，他本人其实更欣赏军国主义，但是他也承认军国主义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而劳工主义则让武汉人彻底改头换面了。过去那些在码头如牛马一样任劳任怨的苦力，哪怕被管事、会党欺凌也不敢抱怨，但是在劳工党的组织教育下，码头工人展现出了极为坚韧的革命精神。

    在对抗朝廷平乱的战役中和对俄作战中，大量码头工人组建的军队都以顽强敢战而闻名，甚至在和俄军争夺阵地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白刃战，一度让俄国人错愕不已。按照俄国人对清军的认识，清军士兵守着阵地放枪炮还有模有样，但俄军的步兵一旦逼近了清军阵地，哪怕只有一小队俄军步兵，清军也会迅速的丢下阵地跑路。

    所以俄国统帅认为，东方人不适应白刃战，俄军只要进入到近距离和中日军队展开白刃战，那么胜利就必然会属于俄军。不过中日两军在战争中都给俄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日军就不说了，日军在白刃战中居然把俄军打崩溃了，这是俄军上下始料未及的结果。

    而一向懦弱的中国人，俄军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远东拓展领地，期间和清军多次爆发冲突，在这些冲突中清军的无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俄军对东方军队的拙劣印象其实都来自于清军，对于日军只是习惯性的套用了清军的形象。

    在这一次战争中中国人不仅以训练有素的炮火教训了俄军，其铁丝网加马克沁重机枪的使用，也宣告了中国人在吸收欧洲先进军事技术上要比俄国人更敏锐。不过最让俄国人感到震动的还是中国军队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这是过去一百年里俄军没有看到过的，甚至在几年前的义和团事变中也只有少数个体身上才有。

    蔡锷很清楚，一群在满清治下麻木而不敢反抗的牛马是如何在劳工党的组织下变成建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勇敢的战士的。在党的领导下，码头工人们组建了工会以保障自身的利益，并有权利选举工人代表加入工农兵委员会，把工人的想法和主张变为法律。

    军国主义追求富国强兵，只要求个人向国家尽则，但从不描述国家对于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只会说，只要国家强大了，个人的生活自然就会变好。

    但是以蔡锷在德国的留学经验来看，哪怕是最先进的工业国德国，其工人阶级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柏林街头的流浪汉和妓女并不比国内少，德国上层精英时常把道德挂在嘴边，不过他们玩弄起男童来却是欧洲闻名的。

    在西欧这个欧洲文明最兴盛的地方，英法贵族喜欢女性，巴黎和伦敦的妓女数量远超各国，而号称禁欲的保守国家，德国和西班牙则更钟爱纯洁的小男孩。蔡锷到现在也很难理解，德国人究竟是怎么让自己相信，国家代表着民众的利益，对中学都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的德国，普通人甚至都能够计算天体运行的规律，却算不明白民众和贵族们在国家利益上的占比。

    而劳工主义并没有要求民众效忠国家，他们只是要求无产阶级应当起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工人阶级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后，就爆发了无比的热情。当北洋官兵还在试图向袁世凯或不属于自己的国家输出忠诚的时候，武汉工人阶级组织的军队却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不是在为国家作战，而是在为无产阶级作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而战。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觉悟，武汉军队的主动性是蔡锷过去从没见过的，他们在战场上除了胜利之外几乎没其他杂念，不管是坚守阵地，或是对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尽快的返回自己的生活中去。

    由于上下皆无杂念，在战场上武汉军队发挥出的效能，几乎是北洋军和俄军的数倍。蔡锷其实也意识到战争其实是一种大型工程的组织行为，战争的胜利是一种结果而不是过程。如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在于军队的动员能力、后勤运输能力和军队的执行效率上。当一支军队能够当做一个半或两支军队来使用时，胜利女神就已经向你撩起裙角了，因为大多数军队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出一半的效能就已经很不错了。

    劳工主义虽然反对军国主义，但是在现实的效果上，劳工主义动员起来的军队，其实就是最纯粹的军国主义军队，因为国家和军队的利益高度统一了，到达了全民一致的最优状态。所以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不深的蔡锷，自然就成为了劳工党的坚定拥护者，他拥护的是这个高效率的党国体制。

    正因为如此，在今次政治会议上就工农问题展开的讨论，他虽然保持了沉默，但其立场还是站在田均一、林枫一方的，农村兵虽然是军队最好的兵源，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过是各怀私心的北洋军头罢了。那些小农家庭出身的官兵，天然就有一种对上级效忠的倾向，这其实就是在军队里制造了派系山头，蔡锷对此是深恶痛绝的。军头要是各自为政，他这个军事委员到底去管谁呢？

    不过在军事问题上，蔡锷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当林信义判断东北亚的和平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中国必须要在东北亚和平局面被打破前尽可能把东北地区开发出来，以震慑列强对东北的企图，他于是在会议之后就这一问题向林信义作了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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