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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武汉的工农兵委员会中，虽然不讲少数服从多数，工农兵委员会的权力掌握在各专门的委员会手中，只要在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取得了多数意见，那么少数就可以对抗多数。而这些专门的委员会中，党员基本占据了多数。也就是说，整个大会中党员代表大约比三分之一略多，但是在各个委员会内，党员至少占了一半。

    这虽然不是欧洲的代议制度，但是对于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国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毕竟，武汉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制度后，如果实施类似于日本的独裁体制，并不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毕竟中国人口占八成都是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居住地三十里的农民，他们压根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政治权利，治国这种事属于皇帝和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只要求混个温饱过日子。

    如果说上海租界、青岛是欧洲人在东方为自己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那么武汉就是中国人吸纳了欧洲文化后，以自己的理解能力建立起来的城市。这座城市虽然和中国的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外观和运行机制，但绝不是为外国人建立的城市，这是中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城市。

    而武汉这座城市的发展，即便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也是相当惊人的。和欧洲人相比，在城市建设上更有前瞻性的反而是美国，因为美国就是从一个蛮荒大陆建立起来的欧洲国家。美国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一百年内开始的，所以美国的城市绝没有什么历史传统的蓄积。

    武汉的城市建设发展，实际上更类似于纽约而非柏林的建设，柏林是德国展现本国工业科技的一个城市展览馆，而纽约则是美国对欧洲城市建设的理解和同本土实际条件的结合。武汉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如同看到了另一座纽约城的建设。

    只要见过了武汉这座城市，那么最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也会重新思考一下，所谓工业文明是白种人特有的文化，有色人种没法建立起一座欧洲式的城市，也没法管理这样的城市，这一论断是否真的成立了。

    德国资本深入到了武汉的建设过程中去，他们比其他欧洲人更加意识到被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有多么的能干，而劳工党则是把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关键。面对这样的中国，德国根本不可能跨越数万公里的距离征服此地，要是德国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莫斯科就会先变成德国的边境城市了。

    弗兰茨·克虏伯把两位中国人送走后，他站在台阶上看着离去的两人用来照明的灯光，不免对着身边的秘书阿托尼.

    科恩询问道，“你觉得他们的建议真的可行吗？”

    科恩迟疑了一下才回道：“政治上的事情，您应该询问豪克斯顾问，他应该对柏林的心理更为了解。不过我认为，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击退了英国人，就好比西班牙人打赢了科法敦加战役。虽然西班牙人还不能凭借这样一场战争把异教徒赶出欧洲，但这无疑是西班牙人把异教徒赶出欧洲的起点。

    现在的中国，也许正在开启一场收复失地的运动，随着中国人保住了西藏，又在北方击败了俄国，接下来中国人必然越来越不能忍受外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我不知道中国人的建议是否可行，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如果煽动中国民众反对德国在胶澳的统治，那么百分百是可以赢得中国人的响应的。就如同每当我们想要和法国人和解的时候，总有人会提起阿尔萨斯和洛林，法国和德国的民众就会迅速的激动起来。

    中国人在推翻了满清的君主制度之后，正越来越像1792年的法国人，他们容易被革命、共和、反帝国主义之类的词语刺激，从而掀起群众的暴动。劳工党虽然和我们有着密切的合作，但应当不会为了我们去和中国的民众为敌的，那样他们就没法继续得到民众的支持，毕竟他们可是革命党，而非旧日的统治者。”

    克虏伯觉得科恩秘书的分析和自己考虑的想法相当接近，他同意了秘书的建议，给自己的私人顾问豪克斯发了一封长电报询问意见。

    作为克虏伯家族的顾问，豪克斯主要在政治上对克虏伯家族进行建议，以使克虏伯家族避开政治风险。当然，豪克斯的思维方式是容克式的，比如对于克虏伯在意大利搞出的丑闻，他主张通过没收报纸来封锁消息，差点就没把克虏伯给坑了。

    因此在个人事务上，克虏伯现在更愿意听武汉方面的建议，不过在这种涉及到国内政治的问题上，他还是相当信任自己的顾问的。而豪克斯也积极的对克虏伯的询问进行了回复，他在电报中对克虏伯简明的说道：“太平洋诸岛独立建国是可能的，国民对于海外殖民地想到的只有非洲，认为太平洋上的荒岛除了浪费税金之外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利益…

    克虏伯家族通过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以规避欧洲战争的风险，这是个绝妙的想法，欧洲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英国和法国正在帮助俄国恢复经济，很快俄国就能从远东的战败中恢复元气。就连三流的报纸都在讲，当俄国人恢复了元气后，英法俄三国就准备好了对德国发动战争。欧洲战争已经不是会不会爆发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爆发…”

    豪克斯的回电帮助克虏伯下定了决心，他决定和武汉进行合作，推动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就德属太平洋诸岛的独立问题，及之后该国在东亚同盟中的地位等问题，和武汉方面进行了交流。

    此时的林信义已经准备打道回国，虽然他也还想继续停留在武汉多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情况，但是国内发来的电文催促他尽快返回，因为西园寺公望内阁已经宣布总辞，海军内部及海军组阁等问题，都代表着一大票的利益等着重新分配。

    秋山真之和佐藤铁太郎虽然是海军革新派的首脑，但是两人知道自己尚无本钱就海军高层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插嘴，能够这么做的只有林信义，毕竟眼下海军的优势地位正是林信义所策划出来的，即便是海军高层也不能不听听他的意见，以避免自己陷入其他人的围攻。

    当前海军正处于西乡从道去世后各派系最为均衡的时期，原本应当全部继承了西乡从道遗产的山本权兵卫，在林信义横插一脚后，不得不接受了伊东祐亨晋升元老的现实，这使得海军的一元化政治破产，伊东祐亨借助元老身份获得了向陛下进言的权力，从而打破了海军大臣所垄断的上奏权。

    因为伊东祐亨晋升为元老，使得军令部地位提高，从而取得了在大本营中和陆军参谋总部的对等地位，这就使得军令部总长不再是海军中的日常摆设，而是真正成为了海军的第二权力中心。军令部权力的扩张，又击破了海军省在海军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引发了海军新旧路线的对抗。

    在路线斗争上失败后，山本权兵卫几乎等于失去了从西乡从道哪里继承的海军萨摩阀领袖地位，于是海军中的势力开始重新组合，演化出了大小不一的派系，虽然泛萨摩派依然还占据海军中的主流，可是代表着海军新路线的革新力量，已经开始打破旧的派系藩篱，形成了拥护新路线的横断派。

    不过横断派主要在佐级军官群体中，将军级别的军官还在试图维持旧圈子，对于这一现象，海军革新派的青年将校都是感到不满的。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将军们已经阻碍了海军的发展。于是大家迫切的需要一个能够发声的人来代表海军革新力量发出声音，而这个人就只可能是林信义，因为林信义掌握的文化课是海军中唯一具有独立发声渠道的单位，其他单位都被将军们控制着，没有将军的同意就不可能发出什么指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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