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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引发了中国和日本舆论的反对。南洋华人对于清末政治实际上有着重大影响力，清末南方反清起义失败，很多起义人士大多会逃亡南洋以躲避满清的追捕，而等到革命党兴起，南洋华人又开始资助革命党反清，而武汉政权建立后，南洋华人资本也开始在武汉地区进行投资，从而建起了一大批轻工业。

    荷兰人试图吞并的两个地方虽然没有多少华人资本，但是对于荷兰人在南洋的扩张的行为，却被视为欧洲势力的扩张，华人在南洋的商业势力已经意识到了欧洲商业扩张对于自身的压迫，因此他们自然是反对这种欧洲殖民区域的扩张行动的。

    这些南洋华人的态度自然影响到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舆论，虽然北洋为代表北方地主军事团体和以江浙为代表的买办势力并不关系南洋的华人问题，毕竟他们在南洋没有利益，但是两广及武汉却认同了南洋华人的利益不应当被欧洲商业排挤。

    在南洋问题上，两广和武汉形成了一致立场，迫使北洋和江浙舆论也开始对荷兰人侵犯南洋中立地区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强硬。1910年五月，中国国会发明声明，谴责了荷兰人于1740年制造的 红溪惨案，并表示绝不允许在20世纪再出现殖民者对殖民地民族的大屠杀事件。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政团体对于国会发表的声明虽然不满，但是袁世凯也没法公开否定，他只能在私下对英国和法国公使表示，国会的声明并不是政府的意思。不过袁世凯的举动并没有得到英法公使的赞许，英法公使反而向本国政府报告中着重指出，“袁将军所领导的北洋团体和满清政府如出一辙，他们把自己视为了中国的统治者，而非中国人民之代表…

    北洋团体不可能击败自认为是中国人民代表的武汉劳工党政权，他们也无可能获得中国人的支持。一旦武汉政权采取武力统一全国，那么北洋团体将会瞬间丧失自己的权力，对于袁将军领导的北洋团体的投资，只能维持中国的局势，不能指望他们消灭武汉政权。”

    在中国舆论从北方转向南方的时候，日本国内的舆论，也终于从朝鲜半岛转向了南洋。虽然亚洲联盟的成立打断了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吞并计划，但是这一计划主要是陆军方面的，对于日本其他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只是把朝鲜半岛视为了日本的殖民地，而并没有将其视为帝国领土的清晰意识。

    大陆浪人虽然在国内鼓吹吞并朝鲜半岛的好处，但是日本报纸对于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连续报道，使得大陆浪人的帝国宣传遭到了失败，意识到吞并朝鲜只是权贵和财阀得利后，日本国民对于吞并朝鲜的兴趣就开始下降了，而舆论对于占领朝鲜的巨大投入的批评却开始不断高企。

    日本舆论在朝鲜问题上现在分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个是支持吞并朝鲜半岛，但是要求公开吞并朝鲜半岛的支出账目，并把朝鲜的资源国有化，不能让少数权贵和财阀得利；另一个是反对吞并朝鲜，认为朝鲜半岛没啥利益可得，反而是日本国民的负担，日本应当支持朝鲜独立，只要求朝鲜开放市场。

    这两种舆论，直接把武力占领朝鲜半岛的大陆浪人势力给排挤掉了。简单的说，就是陆军的帝国扩张论在民间的支持者在缩小，海军的新日本理论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种变化实际上也代表着，大陆浪人的新血供应不足，日本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变化。

    大陆浪人一开始是倒幕战争中失败的士族，之后又加入了维新政府中失败的力量，这些旧士族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夺回失去的政治权力，不过随着维新政府击败了清政府，稳住了国内政局之后，旧士族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翻盘了。

    义务教育的推动，使得大量普通人获得了知识，但日本的工业发展又无法给这些受教育人口安排工作岗位，这些失业的受教育人口转向大陆浪人，从而将旧士族为主的大陆浪人变成了小市民为主的新大陆浪人。新大陆浪人虽然继续保持了对外扩张的宗旨，但是在政治上却从维新政府的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海外扩张计划，这就使得大陆浪人和军部结成了紧密联系。

    玄洋社作为大陆浪人的主要政治势力，还在日本国内政治上占据了一块地盘，那么黑龙会则彻底失去了国内的政治地盘，成为了军部的附庸。在海军的打击下，大陆浪人实际上已经进一步缩小势力，变成了陆军的工具。

    林信义推动的东京开放计划和千叶县工业中心的建设计划，实际上就是在吸纳大量的受教育的失业人口，截断了大陆浪人的新血。特别是海军文化课利用艺术基金会组织的青年调查小组，把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变成了社会改造主义支持者，认为日本当前的问题在于社会分配的不公平而不是海外殖民地不够，不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那么占领了朝鲜，利益也不过是被财阀和政客们所瓜分，普通国民压根没有什么好处。

    特别是千叶县土地改革开启后，使得那些从乡村出身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大受，过去他们在主观上一直认为，地主是乡村的稳定基石，虽然地主对待佃户的做法并不仁慈，但是地主维护乡村的道路和水利建设，并在灾荒之年给穷人放贷，因此不失为乡村的保护者。

    但是土地改革的开启，直接就粉碎了这种地主是乡村保护者的印象，那些城市周边地区分得土地的乡村，依赖城市的扩大而迅速摆脱贫困，这种属于特例就不提了，那些远离城市的乡村，再分掉了地主的土地后，农民在去年收获后也能吃上几顿不掺豆子的大米饭了，这就很令人震惊了。

    这一变化实际上就宣告了一件事，那就是地主用来维护乡村道路及水利建设的资源，用来放贷给农民的金钱，实际上都是农民的劳动所得，地主从农民手中拿走了这部分所得，然后拿出一点来维护乡村的秩序，剩下的则都用在了自己身上，而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的特权后，农民的生活立刻就获得了改善，而乡村秩序在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治理下并没有崩溃。

    虽然千叶县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取得真正显著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效果，但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却已经认为，土地改革是拯救日本农民的出路，而不是让农民去海外打仗谋取新的国土。

    因此在朝鲜归属和亚洲联盟出现冲突时，这些主张国内社会改革的年轻人倾向于支持亚洲联盟，而当荷兰人试图在南洋阻碍联盟的权力时，这些国内改革派也成了积极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支持日本商业南下的主要支持者。

    这些日本年轻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和以底层为主的大陆浪人相比，天然拥有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同。在普通日本人看来，大陆浪人其实就是被社会淘汰的失败者，他们和那些极道团体没啥区别，而搞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才是日本未来的中坚力量。

    于是国内舆论很快就变得不利于陆军的朝鲜保全论，而开始倾向于亚洲共同利益论，后者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日本不可能单独和欧洲列强对抗，只能和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才能对抗欧洲列强的排挤。而这种排挤可不是虚言，美国禁止日本儿童进入白人学校，澳大利亚禁止日本人移民，都在表明脱亚入欧就是一个笑话，欧洲白人压根不理睬日本人所宣称的脱亚入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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