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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倒是出了不少风头。

    不过巴厘岛事件在亚洲引起的波澜是极大的，第一个震动是荷兰军舰向日本军舰的投降，虽然俄国海军的实力远远强于荷兰海军，但是对于南洋居民来说，荷兰人强大的印象却要超过俄国，毕竟俄国几乎没怎么出现在东南亚地区过。

    和金兰湾大海战带给亚洲人的虚幻胜利感不同，这一次荷兰军舰的投降让东南亚各民族真正意识到了白种人也没有那么强大，原本已经渐渐平息下去的反荷运动，再一次高涨了起来。

    同样的，荷兰人和英国人通过这场战斗也终于意识到，日本海军确实有实力在南洋消灭较为落后的军舰，哪怕这些落后军舰是白种人驾驶的，这就使得白种人的优越性再一次遭到了打击，欧洲殖民者开始正视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亚洲民族对于自身的威胁能力。

    第二个震动是英国人在这场战斗中居然无所作为，这使得英国是否还能维护全球秩序，遭到了各国的怀疑。

    

    第770章

    德国驻武汉总领事保尔·罗尔巴赫博士向武汉方面抱怨，认为日本方面在巴厘岛事件中的处理有独断专行的意思，违背了联盟一致的原则。

    武汉方面知道，德国人的言外之意，就是想要把巴厘岛事件上升为亚洲联盟和英荷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双方之间的对抗。只是这件事本就是武汉和林信义沟通后的决定，林信义当初就认为不能让德国人参与这件事，否则德国人一定会搞扩大化，最终逼迫英国下场。

    英国人或者能够忍受巴厘岛和苏拉威西的独立，但绝不会让德国人发起对爪哇岛的进攻，毕竟南洋诸岛最适合于农业的就是爪哇岛，这也是荷兰人能够依靠爪哇岛控制东印度群岛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占领的马来半岛，就发展程度而言是不及爪哇岛的，只不过工业革命提升了海上航运的效率，使得马六甲海峡的商业价值超过了利用西风航线建立起来的巴达维亚城，使得新加坡确立了控制亚欧贸易的交通枢纽地位，才使得马来半岛的开发程度不断提升。

    英国人之所以允许荷兰东印度群岛存在下去，就是不希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三座岛屿出现和英国敌对的大国势力。一旦德国人表现出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欲望，英国人显然是必须要做出反应的，而不会再忍耐下去。

    现在英国对日本海军的容忍，是建立在维持亚洲联盟中立地位的需要，避免在远东陷入一场长期的殖民地战争，而不得不做出妥协。英国人担心的不是在远东和德国开战，而是英国和中日开战的时候，德国却作壁上观，这将会让英国在欧洲的布局出现极大的问题。

    因此林信义对于巴厘岛事件的后果做出的推测就是，英国只会保证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安全，不会为了巴厘岛和苏拉威西岛和日本海军冲突，把日本变成英国的敌人，更何况在亚洲联盟的条款下，英国还需要考虑中国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因此这一事件最终会以谈判而解决争端问题。

    对于新建立的亚洲联盟来说，重点不是要战胜英国人和荷兰人，而是给亚洲各民族看到一个希望，联合起来的亚洲人民能够迫使殖民者做出让步，从而确立亚洲各民族对于联盟的信心。

    武汉劳工党是认同林信义的看法的，虽然此时中国内部问题尚没有进入全面解决的阶段，武汉方面就山东、西北和东北三地和北洋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东北问题在于开发，在北洋的主导下，中国政府打算向美国花旗、英国汇丰、德国德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的四国银行团借款1600万英镑，用于开发满洲及蒙古资源。武汉并不反对借款，但反对条件苛刻的借款，和要求对借款使用进行监管，确保钱用在建设项目而不是用于北洋的扩军上。

    于此同时，赤塔共和国境内发现了鼠疫，和沙俄政府不同，赤塔共和国在第一时间向中东铁路沿线城市进行了警告，并和中国方面建立起了共同防疫的联合小组，不过这也使得北洋趁机想要截断通往赤塔、哈尔滨的铁路运输，引起了武汉的强烈抗议。

    西北地区倒是差不多已经尘埃落地，在洛阳-西安铁路通车后，西北地区已经很难再脱离武汉的控制，更何况武汉还在主导成都到西安，太原到西安，大同到包头的铁路建设，这几条铁路每前进一步，都代表着武汉工业力量对西北控制的加强，而北洋只能对着西北地方势力封官许愿来对抗这种工业力量，就连袁世凯都觉得，西北的局势是拖一天算一天，想要扭转过来是不大可能了，因为北洋就没有能够支持西北势力的能力。

    而山东问题，则是北洋和武汉争夺最激烈的问题，随着德国归还胶澳租借地及胶济铁路，北洋理所当然的想要接收德国人在山东的所有财产，不过这自然引发了武汉的反对，因为购买德国在山东财产的资金大部分是武汉筹集的，武汉当然不会允许北洋去占有这些财产。

    更何况北洋虽然借助国家的名义要求接受铁路线及青岛各项产业，可是北洋治下实际上早就成为了大小官僚的自留地，名义上大清王朝的统治是结束了，只不过这种统治是取消了汉人官僚头上的满大人，而不是推倒了满清的官僚体制重建。

    北洋治下的民众依旧活在王朝时代，除了一些港口城市和铁路沿线城市外，几乎感受不到大清王朝结束带来的改变。

    比如1910年春天，山东莱阳遭遇寒霜，麦收无望，粮价飞涨，乡间断粮绝炊的农户“十居其九”。当地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借推行所谓“新政”之名，增设种种苛捐杂税，向人民肆意摊派，百般勒索，致使人民的负担“骤增至数十倍”。

    这种满清治下的常态在北洋治下没有任何改变，山东受灾民众成立“联庄会”，要求官府发还过去缴纳的防备灾荒的“积谷”，还遭到了官员和乡绅的拒绝，一度引发了民众暴动。最后还是武汉反对北洋的出兵镇压，并调拨粮食救灾，才平息了山东的民乱。

    而1910年受灾最严重的其实是长江中下游，夏天时两湖地区遭到了大水，夏末则安徽等地连续大雨，江淮之间几乎都变成了湖泊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武汉初步建成的工业基础发挥了巨大的救灾能力，不仅对江淮地区的灾民进行了救助，还有余力应对山东灾民和支援赤塔地区的鼠疫。

    相比之下，北洋政府几乎无所作为，反倒是派出了一个慰问团前往日本，对日本水灾的灾民进行了慰问。因为北洋政府对山东灾民和北满地区的鼠疫防范的不闻不问，反而去慰问日本灾民的行为，极大的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北洋上下反而觉得这些报纸记者简直是不知所谓，毕竟在大清时期，救助灾民的体系早就崩溃了，丁戊奇荒，北方五省受灾，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但当时谁会批评朝廷救灾不利？而现在这些报纸倒是敢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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