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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的陈默乘坐的那架没有标志的客机，在首都机悄无声息地降落了。

    没有廊桥，没有摆渡车，一辆深色的中巴车直接开到了飞机的舷梯下面，陈默带着孙毅、方远以及被两个工作人员夹在中间的马骏驰和老范，快步走下了舷梯坐进了车里。

    中巴车在跑道上绕了一个大弯，从机场的一个不起眼的侧门驶出去，汇入了四环路的车流里。

    车子开了将近四十分钟，在西城区的一条僻静胡同里停了下来。

    胡同口有一道不锈钢的电动门，门旁边挂着一......

    陈默挂断电话时，车速猛地提了一档，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他一脚油门踩到底，黑色帕萨特如离弦之箭切开江南初秋微凉的夜色。车窗外路灯一盏接一盏向后倒退，像被无形之手掐灭的烛火。他没开导航，整条路早已刻进肌肉记忆——从常靖国办公室到省纪委办案中心，七公里，三十七个红绿灯，他闭着眼都能数清每一段斑马线的位置。

    手机在副驾上震动第二下时，他腾出左手抓起看了一眼。是黄显达发来的加密短信：“王兴安已抵达东门岗亭，未带随行人员，未携带任何电子设备，只背了一个旧帆布包。值班组按预案控制外围，内部监控全部开启。”

    陈默把手机塞回口袋，右手拇指无意识摩挲着方向盘边缘一道细小的划痕——那是三个月前在洋州高速追查方铁军车辆时留下的。那晚暴雨如注，雨刷器疯狂摆动，车灯刺破水幕，照见后视镜里一辆银色别克正以三十米间距死死咬住他。他当时没敢减速，更不敢停车。现在想来，那辆车里坐的，或许就是王泽远派去盯梢的人。

    他忽然想起王兴安书房墙上那幅“厚德载物”。一个把道德当幌子的人，最怕的不是法律制裁，而是被自己亲手写下的字钉在耻辱柱上。王兴安选择自首，不是认罪，是抢在纪委会把王泽远供词公开前，把所有脏水泼向自己。他要用自己这具七十岁的躯壳，为王泽远撑起最后一片遮羞布。

    车驶入省纪委大院东侧支路时，陈默放慢了速度。铁门缓缓开启，两名穿便装的纪检干部站在岗亭旁，手里各拎一只不锈钢保温桶。陈默认得他们——去年巡视组进驻洋州市时，这两人曾伪装成送餐员混进王泽远名下会所，在火锅底料里藏了三个微型录音器。

    他停稳车，推门下车。夜风裹挟着桂花香扑面而来，甜腻得有些窒息。

    “陈处。”其中一人点头示意，顺手将保温桶递过来，“刚熬的枸杞银耳羹，王老说他胃寒，喝点热的。”

    陈默没接，目光越过两人肩头，望向三十米外那栋灰砖小楼。二楼西窗亮着灯，窗帘半掩，隐约可见一个佝偻的剪影正伏案书写。那姿势，竟与他白天在王兴安书房看到的宣纸残局惊人相似——毛笔悬停，墨迹未干，仿佛时间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

    “他写了多久？”陈默问。

    “从进门到现在，两个半小时零七分钟。”另一人报出精确数字，“期间只喝了三次水，没上厕所，也没碰过桌上那部红色座机。”

    陈默点了点头，抬步朝小楼走去。水泥台阶被雨水浸得发黑，他踏上第一级时，听见身后保温桶盖子被掀开的轻响，一股温热的甜香漫溢开来。他没回头，却在第三级台阶上顿住脚步。

    那甜香里混着一丝极淡的苦味——是黄连。纪委会特制的安神茶，专供重大案件当事人服用。剂量拿捏极准：既能缓解焦虑诱发的心悸，又不会影响审讯时的清醒度。王兴安喝下去的每一口，都在帮调查组完成心理预压。

    推开小楼玻璃门，走廊灯光惨白。尽头审讯室门口站着四个人：刘炳江、黄显达、省纪委副书记周正海，还有个穿深灰色中山装的老者。陈默认得那张脸——退休十年的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砚生，现任省纪委特别顾问。此人素有“铁面判官”之称，三十年前亲手把时任公安厅长送上法庭，结案卷宗至今锁在省档案馆特级保险柜里。

    赵砚生抬眼看向陈默，目光如两枚烧红的钢针：“小陈，你来了。”

    陈默立正：“赵老。”

    “进去吧。”赵砚生侧身让开，“他在等你。”

    陈默推开门。

    审讯室内没有常规的长桌与椅子。一张榆木书案居中摆放，上面铺着崭新的宣纸，墨池里松烟墨泛着幽光。王兴安端坐于案后，身上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他左手边搁着那只旧帆布包，右手边压着一叠A4纸——正是王泽远供述材料的复印件，第一页右上角用红笔圈出“地下金库”四个字。

    最刺目的是案头那支狼毫。笔尖悬在半空，一滴浓墨将坠未坠，在纸面上投下颤巍巍的阴影。

    “你来了。”王兴安声音很轻，像怕惊散那滴墨，“坐。”

    陈默没坐。他走到书案右侧，目光扫过摊开的供词。纸页边缘有新鲜折痕，是刚翻阅过的痕迹。王兴安在逐字核对儿子的背叛。

    “您不该来。”陈默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哑。

    王兴安忽然笑了。那笑容牵动眼角深刻的褶皱，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展平的宣纸。“为什么？怕我死得太体面？”他抬起枯瘦的手指，轻轻点了点供词上“方铁军”三个字，“那个老司机，去年腊月二十三在我家吃饺子，临走时往我棉袄口袋塞了两百块钱，说‘老爷子，您给的工资太高了’。我那时候还在想，这傻子怎么连年货都不肯收。”

    陈默喉结滚动了一下。他记得那个雪夜。方铁军开着辆破皮卡送王兴安回郊区农庄，车斗里堆着二十袋大米、三十箱苹果，全是王泽远安排人送去的“孝敬”。当时陈默蹲在三百米外的灌木丛里，冻得手指发僵，透过热成像仪看见方铁军弯腰时后颈露出的旧伤疤——那是二十年前替王兴安挡刀留下的。

    “您知道他为什么塞钱吗？”陈默问。

    “知道。”王兴安收回手指，慢慢攥成拳，“他怕我记起那年冬天，他老婆难产大出血，医院催缴八千块押金。是我让财务科长从生态园账上支了钱，让他第二天就去办出院手续。”他顿了顿，“可我没告诉他，那笔钱是从棚改补偿款里截出来的。少付给城中村七户人家的安置费，刚好八千二。”

    审讯室空调嗡嗡作响，陈默听见自己太阳穴突突跳动的声音。

    王兴安忽然伸手，将供词最上面一页翻过去。新露出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楷，却是另一份手稿——题头写着《致江南父老书》。

    “这是我写的。”王兴安说，“从下午四点写到现在。一共三千二百一十七个字。”

    陈默的目光钉在那行小楷上：“……余主政江南十五载，自诩勤勉，实则昏聩。高速公路招标暗箱操作，致使六座桥梁桥墩混凝土标号不足；棚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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