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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没有。”
这两个字,她练了整整三天。对着镜子练,对着窗户练,对着空荡荡的房间练。练到最后,她自己都差点信了。
“苏砚。”薛紫英忽然开口,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是不是也爱你,也不会说。”
陆时衍没有回答。十年过去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会因为一句话就心碎的年轻人。现在的他学会了另一个本事——不回答那些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世上能真正看懂苏砚的人,竟然是她。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薛紫英站起身要走,陆时衍叫住了她:“等一下——声纹鉴定出来以后,我会提交给律协。林鹤年会知道录音是你给的。以他的手段,你会有危险。”
“我知道。”薛紫英没有回头。
“明天我安排个人跟着你。不是监视,是保护。”
“不用。”她终于转过头来,看着这个她曾经抛弃、又重新找回来的男人,“时衍,这十年我每天都在后悔。后悔的不仅仅是离开你,更是离开自己的良心。从离你而去的那一分钟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良知锁进了一个密码箱里,以为不去碰就不疼。可它没有烂,它只是锈了。现在我把箱子撬开,不管里面锈成了什么样,那还是我的良知。”
她说完这话就走了。门在身后轻轻合上,脚步声渐渐远去。陆时衍站在窗前,看见她的身影出现在楼下。她走得很稳,背挺得很直,肩上像是扛着什么东西,看不见,但压得很沉——不是负罪感,比负罪感更重,是一个人终于承认自己错了之后,必须扛起的后果。
他回到桌前,把那支录音笔拿起来。笔身已经彻底凉了。他用拇指擦过那块掉漆的地方,灰黑色的金属底,亮晶晶的,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磕过,又像是被人反复摩挲过。
不是新磕的。这处掉漆,少说也有七八年了。
陆时衍的手指停在那个缺口的边缘。七年前,他刚从实习律师转正,第一个独立代理的案子输了,输得很惨。当事人指着他的鼻子骂,说他根本不配当律师。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律所的天台上,手里攥着这支笔,差一点把它扔下去——那还是他送薛紫英的生日礼物呢,物是人非,留着也没什么用了。可最后他没有扔,因为那是她留给他唯一的东西。第二天他把笔锁进了抽屉最深处,再也没打开过。这支笔最后一次出现在他办公桌上,是三年前搬家的时候——他记得清清楚楚,当时他把笔和新名片盒一起扔进纸箱,那纸箱后来就放在储物间,再也没有打开过。
这支笔为什么还在这里。
他猛地站起来,转身去找钥匙。储物间的钥匙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在书柜最高的那层——他踮着脚够下来,铁盒子上落满了灰,呛得他咳了好几声。打开铁盒子,钥匙还在,躺在一堆旧名片和过期证件中间,上面贴着的标签已经褪成了淡黄色,写着“储物间”。他拎着钥匙去了储物间。门把手是凉的,拧开的时候有生涩的阻力,这扇门至少两年没有打开过。灯按了两下才亮,昏黄的光照在堆叠的纸箱上,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最靠里的那个纸箱,是他三年前亲手封的,封口胶带已经发黄发脆。他撕开胶带,掀开箱盖——里面是旧文件、旧台历、几本翻烂了的法律期刊。那支笔果然不在了。
不是掉落,不是遗失。纸箱的封口是他亲手贴的,三年来没有任何外力破损。在一间近两年没有打开过的屋子里,一只封存纸箱里锁定的物体,消失了。而现在,薛紫英拿来的录音笔,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陆时衍慢慢把纸箱合上,站起来,回到书房。他把录音笔翻过来,底部有一个细微的磕痕——掉漆的位置,和他记忆里那个缺口的形状分毫不差。他的手指按在磕痕上,缓缓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薛紫英的身影从天台上捡回这支笔,把证据拷进去,再用这张底牌换来重新走进他书房的资格。
他重新把声纹文件发给了技术部,并且加上了一行标注:“比对结果加急。比对对象——薛紫英的原始声纹。”
技术部很快回了消息:“陆律,薛女士的声纹需要原始样本。”
陆时衍打开云端备份——案子办得多了,涉及证人的文件他向来至少备三份,离婚判决书也不自觉地留了档。他翻到一个标记为“2008-离婚案”的文件夹,里面有一段四十五分钟的录音,是当年调解时的当庭录像。十年了,他从来没有点开过。他戴上耳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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