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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那之前,咱们就好好演。演得越荒诞,越滑稽,越能让全国老百姓看清楚——”
“有些人抗日的姿势,比戏台上的丑角还难看。”
108:墙上的……
赣东北的初夏午后,阳光正好,晒得人背上暖洋洋的,像是老天爷忘了现在正在打仗。
吴保国走在去尧岗村的土路上,步子不紧不慢。他身后的警卫员小陈却像只警惕的麻雀,眼睛滴溜溜转,MP18冲锋枪端得跟捧着祖宗牌位似的。
“团长,”小陈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压得低低的,仿佛怕被路边的杂草听见,“这尧岗村有啥宝贝?非得您亲自跑一趟?武参谋不是说匪军可能……”
“可能什么?”吴保国头也不回,“可能打过来?”
“对啊!”
吴保国笑了,那笑容像是听见什么好笑的事:“小陈啊,你觉得对面59师那群人,现在在干什么?”
小陈想了想:“磨刀霍霍?准备进攻?”
“错。”吴保国从兜里摸出烟,叼在嘴上,没点,“他们在写报告。”
“啊?”
“写报告。”吴保国划着火柴,烟雾在阳光下散开,“给军部写:‘今日试探性接触,遭遇联军顽强抵抗,为保存实力,暂缓推进。’给战区写:‘敌情复杂,民众受赤化影响严重,需从长计议。’给重庆写:‘职部已积极前出,然敌据险固守,为避免无谓牺牲,正寻求战机。’”
小陈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这都一套一套的。”
“可不就是一套一套的?”吴保国吐了口烟,“所以我才放心出来。他们报告没写完之前,没空打过来,也没胆子。”
两人说着话,已能看见尧岗村的轮廓。村子窝在山坳里,茅草屋顶在阳光下泛着光,几缕炊烟懒洋洋地飘着,看着挺太平。
村口,哨兵看见吴保国,赶紧挺直腰板敬礼。一个正在修篱笆的老农抬头瞅了一眼,又低头继续干活,嘴里嘟囔:“又来了个当官的。”
吴保国听见了,笑着走过去:“老表,修篱笆呢?”
老农抬起头,脸上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啊,修修。不然鸡都跑光了。”
“村里最近还好吧?”
“好,好得很。”老农放下手里的竹条,抹了把汗,“自从你们来了,匪军不敢进村,鬼子更别提。就是……”他顿了顿,“就是当官的来得有点勤。”
吴保国乐了:“勤还不好?”
“好是好,”老农实话实说,“就是每次一来,村长就得张罗茶水。咱村茶叶都快见底了。”
正说着,张大山从村西头一路小跑过来,军装袖子卷到肘部,满头大汗。跑到跟前,一个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能当教材。
“报告团长!三团三连连长张大山,正在组织……”
“行了行了,”吴保国摆摆手,“知道你在组织防线。我是来看墙的。”
“墙?”张大山一愣。
“对,墙。”吴保国抬脚往村里走,“你在报告里写的,村里有红军时期留下的标语。带我去看看。”
张大山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跟上:“团长这边请!就在祠堂!”
三人穿过村巷。路上几个孩子正在玩石子,看见当兵的过来,也不怕,反而围上来。一个鼻涕拖到嘴边的男孩仰头问张大山:“张连长,今天还教认字不?”
“教!晚上就教!”张大山摸摸孩子的头,“先去玩。”
吴保国看着这一幕,没说话。走到祠堂前,他停下脚步。
这祠堂确实老了。门楣上的木雕斑斑驳驳,像是被岁月啃过一遍又一遍。墙体外层的粉刷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头黄泥和竹篾,看着就跟得了皮肤病似的。
但墙上那些字,却顽强地存在着。
张大山像个博物馆讲解员,清了清嗓子,开始介绍:“团长,您看。这面墙,据村里最老的几个大爷说,是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留下的。”
他指着最上面一行大字,字迹已经淡了,但还能勉强辨认:
“‘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拥护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是全中国民众的好朋友。’”
吴保国仰头看着,没说话。
张大山又指旁边一行:“这条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保护工人阶级的祖国!’”
这时,刚才修篱笆的老农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过来,背着手,眯着眼看墙上的字,突然开口:“这句我记得。”
吴保国转头:“老表记得?”
“记得。”老农点头,“当年写这字的小红军,个子还没我高,踩着凳子写的。写完了问我:‘老表,认得字不?’我说不认得。他说:‘没事,我念给你听。’”
老农顿了顿,眼神有点飘:“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听着新鲜。什么工人阶级,什么苏联,听不懂。但小红军讲得带劲,唾沫星子乱飞。”
吴保国笑了:“后来呢?”
“后来?”老农挠挠头,“后来红军走了,国民党来了,说这是‘赤化标语’,要铲掉。村里几个老人偷偷糊了层泥,给盖上了。再后来泥掉了,字又露出来。国民党又来了,又要铲。村里人又糊泥……这么折腾好几回。”
张大山接话:“所以现在看着斑斑驳驳的,全是糊泥的痕迹。”
吴保国伸手,轻轻摸了摸墙上的字。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像是摸到了时间的脊梁。
“这条呢?”他指向墙角一行稍小的字。
张大山凑近看了看,念出来:“‘红军不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念完,他自己先笑了:“团长,您说好笑不好笑?当年红军写这个,是为了跟国民党军阀划清界限。现在咱们联军,又被国民党说成是‘军阀’。”
“历史是个轮回。”吴保国淡淡道,转头看张大山,“你对这些很熟?”
张大山挺直腰板:“报告团长!我老家就是宜黄的,离这儿不远。1932年到1933年,红一方面军指挥部就在南边的东山村。那时候我还是个半大的孩子,见过宣传队的红军。”
他眼神有点飘,像是看见了什么遥远的东西:“他们穿得破,但精神头足。不光刷标语,更多时候是搬个小马扎,坐在村头,跟乡亲们唠嗑。讲为什么穷人受苦,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
“你听得懂?”吴保国问。
“当时不懂。”张大山老实说,“但觉得有意思。特别是他们算账,尤其是算地主收多少租,农民剩多少,官府抽多少税……一笔一笔算,算到最后,老农民眼泪都下来了。”
祠堂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群人。有村民,也有几个联军战士。大家静静听着,没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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