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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她停了停。
“有个人在等你。”
发送。
系统提示：收件人地址位于境外，信件将通过国际声音邮局转发，预计送达时间：不确定。
不确定。
她看着那三个字。
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封匿名信。
是谁寄的？
下午四点，许兮若去找陈爷爷。
她敲了102室的门。这次很快开了。陈爷爷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旧棉袄，手里拿着那只保温杯。
“小许？进来。”
屋里还是那样。窗帘拉着，只开了一盏台灯。但今天台灯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只老式收音机，银色的外壳，黑色的喇叭布，上面有一根细细的天线。
陈爷爷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昨天翻出来的。我儿子的。他小时候爱听广播，每天晚上抱着听。后来他走了，我就收起来了。昨天忽然想听，就翻出来了。”
他走过去，拧开收音机。
滋滋啦啦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唱戏。唱的是《红灯记》里李奶奶那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陈爷爷听了几句，关掉了。
“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台。”
他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许兮若坐下。
“陈爷爷，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问。”
“您等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最难的是什么？”
老人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
“最难的不是等不到。是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他喝了一口水。
“刚开始那几年，我等他回来。天天盼着有人敲门，推开门是他。后来知道不可能了，就等他的消息。等他的墓在哪里，等有没有人去看过他，等他走之前说过什么话。再后来，这些都知道了，就等自己死。”
他顿了顿。
“但等死也等不到。活着活着，就不想死了。”
他看着窗外。窗帘遮着，看不见外面。但他好像能看见。
“最难的是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的时候。那时候最难。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等的不是他回来，不是他的消息，不是死。我等的是一种感觉——他还活着的感觉。只要我还在等，他就还活着。在我心里活着。”
他转过头，看着她。
“你等的那个，你等的是什么？”
许兮若想了很久。
然后她说：
“我等的不是他回来。”
“那是什么？”
“我等的是一种声音。他还在寄信的声音。只要他还在寄，我就知道，他还在。还在那拉村，还在等天亮，还在录心跳。还在。”
陈爷爷点点头。
“那就对了。等到了。”
她愣了一下。
“等到了？”
“他还在寄。你就等到了。”
他看着那只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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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会断，信会丢，人会走。但只要还在寄，还在等，就没断。没丢。没走。”
他笑了笑。
“小许，你等的那个，也在等你。你们两个，互相等。这就够了。”
下午五点四十七分。
许兮若站在日晷旁。
太阳已经落到14号楼后面去了，只留一片余晖在天边。橘红色，从深到浅，像一滴颜料滴进水里的样子。日晷的阴影拉得很长，指向酉时七刻。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一片余晖。
手机震了一下。
来信提醒。
她点开。
发件人：高槿之。
收件人：许兮若。
录音时长：63秒。
发送时间：凌晨四点四十一分。
她戴上耳机。
先是很长的静默。但那静默里有风声——那拉村的干风，带着沙粒，吹过录音设备时发出极轻微的嘶嘶声。风声里夹着铃铛声，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然后是他的声音。
“兮若，今天那拉村阴天。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雪。但我站在村口的土坡上，面朝东，等天亮。其实天亮不亮都一样。阴天没有太阳。但我还是站在这儿。”
风声。铃铛声。
“今天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他停了停。
“我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我知道是谁寄的。”
许兮若的心跳漏了一拍。
“不是你。是另一个人。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又停了停。
“他是我在那拉村认识的朋友。那拉村本地人，叫阿依达尔。他每天和我一起站在土坡上等天亮。不是等我等的那个天亮。是等他等的那个天亮。”
“他在等一个人。一个女人。二十年前，她从那拉村去了北京，就再也没回来。他等了她二十年。每天凌晨站在土坡上，面朝东，等天亮。他说，她走的时候，天刚亮。所以他要等天亮。天亮的时候，离她最近。”
“他不知道她的地址。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北京。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但他每天等。每天录一段声音。录那拉村的风，录那拉村的铃铛，录村里小孩唱的歌。录完寄到北京。收件人写她的名字。地址写‘北京’。”
“二十年。他寄了七千多封信。一封都没退回来。也一封都没收到回信。”
“但他还在寄。”
“他说，寄出去的那个动作，会留下来。她收不收得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在寄。只要还在寄，她就还在。在他心里活着。”
“十七天前，他问我，你在等谁？我说，我在等一个叫许兮若的人，她在南市。他说，那你给她寄信啊。我说，寄了。她收到了。他说，那她回了吗？我说，回了。他愣了很久。然后他笑了。”
“他说，你运气真好。”
“那天晚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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