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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所有细节的人。

    他脑中飞速闪过几个人影：大哥赵振山，刚从港城回来三个月，带回来两块金表、一辆二八自行车、满嘴“国际视野”，还有酒后那句“我弟啊，当年为了追媳妇，差点把自己淹死在水库里，啧啧，真豁得出去”……

    还有二叔家那个堂弟赵振华，在县革委会办公室打杂，前两天还在厂门口撞见他，笑嘻嘻递烟：“哥，听说您现在牛了？以后帮衬兄弟一把啊。”

    再有就是……厂里新调来的副厂长，姓周，四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上个月请他吃饭，问得最多的不是技术，而是“振国同志，你跟宋主任一家，感情到底有多铁？”

    赵振国闭了闭眼。

    不是没可能。是太有可能了。

    这些人里，任何一个都够资格把水库边的风言风语，加工成一份能送进检察院的“实名举报”。

    王克定看着他脸色变了几变，叹了口气：“思之说，张广驰交代，他写材料那天，有人请他喝了顿酒。酒桌上，那人没提名字，只说‘有个干部子弟，作风有问题，早该查查了’，又顺手给他看了本旧《龙江日报》，上面登着你领奖的照片，底下写着‘青年科技工作者赵振国’。”

    赵振国胸口一闷。

    那期报纸他记得。是去年十月，他带着陈启明团队去京里汇报，顺道领了个“先进集体”的搪瓷缸。照片拍得不好，他皱着眉，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可右下角那行铅字，像烧红的铁钎，直直捅进他太阳穴。

    “振国，”王克定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更低，“现在最麻烦的，不是材料本身。是你没法自证清白。”

    赵振国点头。

    八三年，没有监控，没有录音，没有DNA检测。水库边只有水声、风声、几块湿石头。当年目击的“路人”，一个在外地跑运输，一个早搬去了南方，最后一个，前年病逝。

    而宋婉清——她不可能站出来替他作证。

    不是不信他，是不能。

    她是纺织厂团支部书记，是模范职工，是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如果她公开承认“当年确实在水库边被赵振国拉过手、扶过腰”，哪怕加一百个“是为救人”，组织谈话时第一句话也会是：“小宋同志，你当时有没有反抗？有没有呼救？有没有第一时间向厂党委反映？”

    她的前途，棠棠的政审，宋涛的政治生命……全都会在这份“澄清”里，碎成齑粉。

    所以她只能沉默。

    而沉默，在别人眼里，就是默认。

    赵振国忽然笑了，笑得肩膀都在抖，可眼里一点光都没有。

    “王伯伯，”他抹了把脸，“您说，我该怎么办？”

    王克定没答，只从抽屉深处取出一本薄薄的蓝皮册子，封面上印着“内部参考·法学动态（试刊）”，右下角一行小字：国务院法制局编印，1983年4月。

    “你看看这个。”他翻开其中一页，手指点在一段铅字上。

    赵振国低头扫了一眼，瞳孔骤然一缩。

    【关于当前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思考】——文中明确提出：“对历史遗留问题及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对缺乏直接证据、仅有单方口供的指控，司法机关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对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活动、打击报复科技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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