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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总统包房。
生死擂台的前一夜,夜幕降临。
林卿霞替陆生脱掉西装,挂进衣柜,看见陆生坐在沙发上,又上前帮他脱掉鞋袜,换上拖鞋。
然后走进浴室准备给浴缸放热水。
陆生...
夜市的风带着咸腥气,从淡水河方向吹来,卷起小吃摊前褪色的塑料帘子。陆生推开小店木门时,玻璃风铃叮当一响,阿慧正用抹布擦着油腻的柜台,抬眼看见他,嘴角弯起一道温润弧度:“陆先生又来了?李先生刚走十分钟。”
陆生把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领带松了两颗扣,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那块百达翡丽——表盘在昏黄灯光下泛着冷青色的光。“阿慧姐,不等他,我自个儿坐会儿。”他熟稔地拉开靠窗那张竹椅,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短促刺耳的声响。
阿慧没应声,转身掀开蒸笼盖,白雾腾地涌出来,裹着蹄筋浓香扑了陆生一脸。她盛了半碗汤,搁在陆生面前,汤色清亮,浮着几粒枸杞和几片薄如蝉翼的猪肚。“趁热喝,李先生说你胃寒。”话音未落,后厨传来铁锅爆炒的“噼啪”声,油星溅在灶台瓷砖上,滋滋作响。
陆生低头啜了一口,汤滚烫,鲜得舌根发麻。他放下碗,从内袋摸出一张折了三道的纸条,展开后是几行铅笔字,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士林夜市,七号摊,阿诚,明早八点,货到即验】。他指尖在“阿诚”两个字上摩挲两下,忽而抬头问:“阿慧姐,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阿慧正在切卤豆干,刀锋压着砧板发出笃笃轻响。“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她眼皮都没抬,“你李先生大学那会儿穷得吃不起饭,天天蹲我这儿蹭一碗面汤,临毕业还赊了我三碗蚵仔煎的钱,至今没还。”
陆生笑出声,笑声却没传到眼底。他掏出烟盒,抽了支中华,没点,只用拇指反复碾着烟身金箔:“他当年赊账,现在倒学会用直航换赌牌了。”
阿慧切豆干的手顿了顿,刀尖悬在半空,一滴酱汁顺着刀刃滑落,在砧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褐。“阿生啊,”她终于抬眼,眼角细纹在灯下像被刀刻过,“有些账,记太清反而难收。你李先生欠我的,未必是钱。”
陆生没接这话,只把烟塞回盒中,咔哒一声合上盖子。他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十一点零七分。屏幕暗下去的瞬间,门外马路上传来一阵急促刹车声,接着是皮鞋踏在沥青路上的脆响,由远及近,节奏分明,像踩着秒针走路。
阿慧侧耳听了听,忽然转身掀开后厨布帘,冲里头低声道:“阿哲,把冷库第二格的黑箱拿出来。”
帘子晃动间,陆生瞥见后厨深处幽暗角落立着台老式冰柜,柜门锈迹斑斑,把手缠着黑胶布。不到十秒,一个穿灰夹克的年轻人抱着个三十公分见方的黑色硬壳箱出来,箱子边角磨损严重,锁扣是老式铜质,泛着绿锈。年轻人把箱子往陆生面前一放,一句话没说,转身又钻进帘子后面。
陆生没急着开箱。他解开西装最底下那粒扣子,身子往后一靠,竹椅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盯着箱子右下角一处指甲盖大小的划痕——那里原本贴着枚银色标签,如今只剩胶痕,边缘微微翘起,像一道结痂的旧伤。
“阿慧姐,”他声音放得很轻,“这箱子,是不是从基隆港码头运来的?”
阿慧正用长柄勺搅动砂锅里的米酒蛋花,蒸汽模糊了她的镜片。她没回头,只嗯了一声,勺子碰着锅沿,叮的一声脆响。
陆生伸手按住箱盖,指腹蹭过那道划痕。三天前,基隆港海关缉私科突袭查扣了一艘叫“海鲸号”的货轮,船舱底层发现三百公斤未申报的东山岛陈年高粱酒——外包装全是台湾本地酒厂标识,内里却装着福建诏安产的特供曲酒。消息凌晨两点就上了内参简报,但陆生知道,那批酒根本没在货轮上。
箱子突然震了一下。
不是错觉。陆生手指猛地收紧,箱盖边缘的铜扣硌得掌心生疼。他缓缓掀开盖子。
没有酒。
箱底铺着厚厚一层真空密封的铝箔袋,每袋约莫巴掌大小,鼓胀饱满。陆生撕开最上面一袋,倒出些灰白色粉末在手心。他捻起一撮凑近鼻端,闻了闻,又用舌尖沾了丁点——微苦,回甘极淡,喉头有轻微灼烧感。
是纯度九十七的吗啡碱。
箱子里共三十六袋,按市价,这一箱值港币六千二百万。但真正值钱的不是货,是箱底压着的那张A4纸。纸上印着两枚红章,一枚是澳门财政司公章,另一枚……陆生瞳孔骤然收缩——是葡萄牙驻澳总督府经济协调处的椭圆印章,章下日期写着“1987年12月23日”,比实际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早整整三个月。
他慢慢把纸翻过来。
背面用蓝墨水手写着一行小字:【致李生:直航若通,此章即废;若不通,此章即证。陆】
字迹与他刚才看过的纸条截然不同,瘦硬如刀,是左手写的。
阿慧这时端着一碗刚煮好的芋圆红豆汤过来,热气氤氲中,她目光扫过箱底那张纸,呼吸微不可察地滞了一瞬。她把碗放在陆生手边,瓷碗底磕在桌沿,发出闷响。“李先生交代过,”她声音很平,“这箱子你今晚必须带走,明早八点前,要出现在澳督府侧门保安亭。”
陆生没动。他拿起汤匙搅动红豆汤,红糖浆在碗里旋出琥珀色漩涡。“阿慧姐,”他忽然问,“你认识贺先生吗?”
阿慧擦桌子的动作停了。她望着窗外,士林夜市已近尾声,霓虹灯管陆续熄灭,只剩几家摊位还亮着昏黄灯泡,像漂浮在黑暗海面上的几粒磷火。“贺先生?”她轻轻重复一遍,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他十年前在这儿吃过一碗蚵仔煎,吃完把整张桌子擦得比镜子还亮,说台湾的蚵仔不够肥,不如澳门路环岛的。”
陆生笑了,这次笑到了眼睛里。他端起红豆汤喝了一大口,甜得发腻。“所以李先生才让我来找你。”
“不,”阿慧终于转过身,手里抹布垂在身侧,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洇开一个个深色圆点,“是你自己找上门的。”
两人对视三秒。竹椅吱呀一声,陆生起身,把箱子抱进怀里。沉得像抱着一块玄武岩。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框上,忽然回头:“阿慧姐,李先生没告诉你,为什么选这家店谈直航的事?”
阿慧正弯腰收拾灶台上的碗碟,闻言动作一顿,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单薄而坚硬。“因为三十年前,”她声音很轻,却像刀锋刮过青砖,“他在这儿第一次尝到澳门葡国鸡的味道。”
陆生点点头,推门而出。
夜风陡然变冷。他抱着箱子穿过空荡的夜市通道,两侧摊位早已收摊,只剩几盏路灯投下昏黄光晕。快走到路口时,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踩在积水的路面上,啪嗒、啪嗒,像某种倒计时。
他没回头。
脚步声在他身后三步远停下。
“陆先生。”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带着台岛南部口音,语调平缓,却像绷紧的弓弦,“李先生说,箱子不能走机场,也不能走基隆港。”
陆生停下,把箱子换到左臂,右手插进裤兜,摸到一截冰凉金属——那是把改装过的勃朗宁M1911,枪管锯短三厘米,弹匣加厚两毫米,能压进十五发.45ACP子弹。他没掏枪,只把指节在枪身棱角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敲门。
“那走哪儿?”他问。
“淡水河。”对方答得很快,“明早五点,‘福记’货船在关渡码头等你。船名是假的,执照也是假的,但船底焊着三层钢板,够扛一次水雷。”
陆生终于侧过脸。路灯下,男人穿着普通蓝色工装裤,头发剪得很短,左耳垂有颗黑痣,眼神干净得不像混过江湖的人。“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阿哲。”男人说,“阿慧姐的儿子。”
陆生哦了一声,往前走了两步,又停住。“你妈没告诉你,为什么李先生三十年前要特意记住这家店?”
阿哲摇头:“她只说,那天李先生吐了三次,因为葡国鸡里的橄榄油太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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