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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保卫宫廷的最后武力，哪能拿出来拼命。

    思考了半天之后，袁世凯认为自己不能做这个恶人。他要是拒绝了毅军的请求，毅军不会恨武汉只会恨他，这将破坏他在淮系旧部中的形象，而武汉真的愿意出兵吗？这同样也是一个很玄妙的问题。虽然出兵救援毅军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好处只有在打赢了俄军才能吃下去。在野战中对抗一支俄军骑兵大部队，袁世凯觉得很悬。

    既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自然以顺水推舟的方式最好办了。于是袁世凯好人做到底，还帮着毅军给武汉发了一电，请求武汉北上帮助毅军收复大同，不过得打毅军的旗号。

    第346章 黎元洪

    大同被俄军占领的消息传来，武汉这边并没有感到意外，虽然武汉派出的军队去了山海关一线，但是对毅军的支援并没有停下过。

    在给毅军换装的同时，武汉也对毅军防线及当地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毅军的处处设防除了分散自己的兵力之外，根本起不到对俄军进行抵抗的作用。

    除非俄军只有一两千人的部队过来，并且还要同毅军争夺这条防线，不肯穿过这条防线去进攻他们的后方。现在俄军的行动正好验证了武汉陆军总参谋部的看法。

    对于毅军发来的求援电报，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内部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党外的委员几乎都支持出兵支援，他们主张：毕竟这是一场国战，他们现在不应当考虑和满人之间的矛盾，而应当先捍卫国家利益。

    党内也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同样支持出兵，但认为应当以我为主，不能任由朝廷摆布，比如现在山海关一线的部队就变成了替北洋挡住俄军进攻的主力了，这令许多委员们感到了不满；另一种则主张不应当现在出兵，而应当让俄军打下大半个山西后再行动起来，这样就可以按照对待河南的办法把山西纳入控制。

    田均一和唐才常等中央委员商议后，认为应当先询问军方的意见，毕竟派兵过去是为了作战的，假如军队认为不能打，那么他们的争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黎元洪、蔡汉卿、孙武等几位在武汉外围的军事委员被召回了武汉，就出兵问题进行了咨询。黎元洪收到电报时正在视察南浔铁路的开工情况，九江被武汉拿下之后，武汉并没有急着往九江派遣官员，而是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和当地的一些开明士绅合作对九江进行了城市建设。

    虽然之后的土地改革和肃反运动也波及到了这里，但是九江地区从整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毕竟江西的新军还没开始建设，全省的主要兵力也就是五路常备军，这些常备军的骨干其实都是湘军的底子，但是对于新军来说，湘军已经真正的落伍了，这也是铁良南下时敢对魏光焘下手的原因，因为湘军已经不能打了。

    假如不是出了武汉这档子事，魏光焘也该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挪走了，但是现在么朝廷已经无力再整顿南方督抚，北洋也被俄军所牵制，所以魏光焘又把被铁良罢免的部下重新招募了回来。魏光焘很清楚现在湘军想要生存下去，要么就是改制新军，要么就是得一强援。

    铁良敢对湘军下手，背后自然是有着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支持，毕竟两江乃是天下财赋之源，北洋新军想要练下去，自然就想要拿到江苏这个钱袋子，而满人则想要拿湘军的利益安抚北洋新军，顺便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可谓是一拍即合。

    魏光焘年纪也大了，湘军这个局面他觉得自己也维持不住，毕竟他不是刘坤一，不能得到整个湘系力量的支持，所以一度向满人做了退让。但是后面既然武汉先对朝廷动了手，居然还扛住了，魏光焘当然不会再对满人退让了。

    而既然北洋和满人关系这么密切，那么他也就只能向武汉表示友好了，毕竟湘系的老家还在武汉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于武汉进驻九江的行动，魏光焘不仅忍耐了下来，还和武汉达成了和平的私下约定。没有了南京的支持，江西地方就更加没法和武汉的军政力量对抗了。

    于是，武汉不仅迅速的控制住了九江地区，并恢复了对南浔铁路的建设工作，这条铁路江西早就想建了，就是一直筹不到铁路资本，但是前期的勘察和设计都已经弄的差不多了，武汉这边控制了九江之后，就开始推进九江石油炼化基地的建设，也认为应当修建一条通往南昌的铁路，于是也就安排铁路上马了。

    今年一月，南浔铁路正式开工，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司令部都搬到了九江来。他也是为了能够离黄石远一点，驻扎在黄石的鄂东工农兵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和他是平级的，但是召开会议时他只有一票，别人有七八票，他发觉自己就是去举手的，压根干涉不了地方，因此他也就干脆把心思用在军队工作上了。

    黎元洪也承认，就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从前的湖广总督府相比，现在这个体制的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过去湖广总督府想要办一件事，不让相关或不相干的人员捞饱喝足，这事就别想办下去，因此上下官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应酬和搞人际关系，不懂人情的人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但是现在的工农兵委员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套路，不仅委员会内的成员大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超过40岁的人都很少见，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名宿最多也就挂个顾问的名头，压根融入不进这个团体。

    且这些青年也都是干劲十足，几乎很少出现在交际应酬的场所，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或乡村，然后搞调查报告，搞农运、工运，搞地方建设和乡村教育，看到这些年青人热火朝天的干劲，黎元洪就明白，朝廷应该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黎元洪即对这些年轻人感到钦佩，他们只关心有没有工作交给自己，而并不关心自己的待遇究竟合不合理。当然在后勤上劳工党做的还是不错的，已经尽力在能力范围之内把资源向一线工作者倾斜了，在武汉做办公室的人并不会比那些在乡村的工作者待遇更好，他们能享受的大多是城市带来的便利。

    不过他也同样畏惧着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过于激进了，他们似乎有着把一切旧东西都砸烂的念头。在当前的工农兵委员会内部，“老”已经成为了一种贬义词，比如劳工党的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同盟会称之为一群老革命者，言下之意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新的革命。

    在劳工党看来，老的革命就是以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这种革命没有给未来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最终也就是让汉人皇帝换了满人皇帝，不能改变中国沉沦下去的命运。想要改变中国沉沦的命运，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从目前劳工党能够稳定住局势来看，黎元洪认为对方的革命理念好像没啥问题，但是这条路对于有产者相当的不友好，并且试图让每个党员都成为圣人。虽然劳工党给军队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过去把喝酒逛窑子当成爱好的军官们，现在都开始讲求个人品德来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老军人们来说，这种新的军队纪律好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自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军中的乡党和私人情谊就成为了维系军队团结的不二法宝，哪怕是北洋新军，内部讲的也是小站练兵时期的渊源，假如不是在小站练兵时期加入的后来者，就难以称的上是袁世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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