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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监管的工头或士兵，像这种大工程，没有工头和士兵监管苦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要是这些苦力开始闹事怎么办？

    满清入关以来，最为忌讳的就是汉人集会，清初时更是强行把西山煤窑给封禁了，直到中期北京城实在缺乏燃料才准许西山重新开采煤炭。所以从明末到清中期之前有着一个相当明显的工商业断层，这段时期除了务农之外，从事工商业都是被严格限制人数的。

    中期之后，因为人口的滋长，使得朝廷不得不渐渐放开了对于工商业的管制，但是对于这种大型的工矿企业和建设工程，朝廷都是要派出军队加以管束的，而这种管束一般都是棍棒加上各种肉刑，甚至还有砍头的刑罚。

    在这样的高压管制下，苦力们自然不会有什么喜悦的情绪，毕竟他们连索要正常的待遇都可能挨上一顿毒打。但是在这里，这些苦力已经不能再称之为苦力了，武汉那边说他们是劳动者，只要看一看这些人身边没有监工也能自觉的干活，张人骏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确实不是苦力而是劳动者了。

    只是这样的场面并不能让张人骏看到大清的未来，反而让他心头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抵达了阳泉之后，张允恺安排好晚餐回来和他说：“徐伯荪好像也在这里，要不要让我去和他打声招呼？”

    张人骏看着房间内明亮的电灯，神情有些落寞的说道：“不必了，都不是一路人，没必要去打招呼了。赶了一天的路，我也乏了，吃了晚餐后就早点休息。明天几点的火车…”

    第二天徐锡麟过来问候张人骏，却发现他已经一早就坐早班车离去了，他也没有太过在意便安排了车子前往太原。在太原接收了巡抚衙门之后，徐锡麟也并没有在太原多待上几天，而是再次乘坐汽车前往了大同，在路上他还带上了正在勘察地理的詹天佑。

    他带上詹天佑自然有原因的，两人一到大同就被请去了驻大同的司令部。在一张硕大的地图前沉思的蔡锷看到两人过来，立刻便高兴的欢迎了两人并说道：“我请你们过来，主要就想问几件事。第一件，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什么时候能够通车？”

    徐锡麟思考了一下后说道：“现在正太路最大的问题还是把石家庄到阳泉之间的六座木桥改为钢桥，否则运输能力就要受到限制，按照我们的估算，至少到明年七八月份才能实现通车。”

    蔡锷顿时摇着头说道：“那可不行，至少在明年五月之前，我需要在大同囤积三万吨物资，否则就不能安排作战计划了。现在的铁路和公路联运，能不能继续扩大规模？”

    徐锡麟计算了一下后说道：“可以，我们可以先升级公路，并每隔30公里设立一个加油站。武汉那边已经试验过，条件较好的公路不仅更适合载重汽车的行使，也更加的省油。不过，这需要更多的汽车才行，从阳泉到太原汽车至少要开40-50小时，也就是2天时间。

    一辆车以2.5吨载重计算，一个月大约能运20吨货物到太原，100辆汽车就是2000吨，从现在到5月有6个月时间，也就是1.2万吨，我们至少需要300辆汽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们现在满打满算也就79，不78辆汽车，有22辆汽车需要送回武汉进行维修了。”

    蔡锷思考了半天后点头说道：“这确实是个问题，我看不仅仅需要更多的汽车，还应当在太原建立一个汽车维修厂，以确保汽车损坏后能及时获得修理。这个问题，我会向军事委员会直接提出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件事…”

    蔡锷把目光转向了詹天佑说道：“詹局长，我希望你们铁路局能够暂时放下对同蒲线的测绘，先帮助我们完成从太原到二连的公路建设…”

    蔡锷说着便把目光转向了地图，并伸手在地图上点了点。詹天佑很快就把目光望向了地图上二连的位置，1899年朝廷沿着张库大道搭建起了一条有线电报，途径的伊林驿站于是便改为了二连电报局，这里也是内外蒙古的分界。

    他下意识的就把目光往地图上方的库伦望了望，不由脱口说道：“这是要收复库伦吗？不过…”

    詹天佑很快又住了嘴，他觉得3万吨物资对于收复库伦来说又多了些，显然蔡锷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库伦，或者是更北面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作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敏感性立刻让他住了嘴，也许这个时代大多数军人眼中的战争还在关注于战场上人和人的搏杀，但是作为铁路工程师来说，切断交通线却是第一反应，毕竟现在的战争可不是一匹马一副弓箭一把马刀就能打完的。

    蔡锷也注意到了詹天佑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后说道：“这是军事机密，詹局长只要知道，我们现在需要这条公路就好。其实人手我们倒也不缺，我们现在缺的是技术人员，所以需要铁路局给与我们支援。”

    詹天佑点了点头应道：“行，正好今年铁路测绘学校毕业了一批学生，我可以安排50人给你们，另外再派10位工程师、技术员担任技术指导…”

    蔡锷和两人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们离开，虽然不是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三方很快就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支持。詹天佑得到了军方对西北铁路建设事业的支持，而徐锡麟则获得军方对于整顿山西、察哈尔政治的支持。

    徐锡麟来山西虽然不久，但很快就接手了汪楚珍在雁北和察哈尔的调查报告，虽然作为军队的政治委员，汪楚珍的主要任务是抓军队的政治和后勤工作，并承担起了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和救灾任务，但他也还是花了不少精力对山西和察哈尔的情况做了一个较为细致的调查。

    根据汪楚珍的调查报告，山西问题其实和察哈尔的问题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的，而双方的联系就在于晋商和同治年间兴起的走西口运动，走西口并不是简单的前往草原进行贸易活动，还包括了山西无地贫民在口外的拓殖和开荒运动。

    而口外拓荒成绩最为显著的则是河套开渠，黄河流入后套平原，河面宽连三公里以上，水势十分缓慢，在这里开凿沟渠，引黄河河水灌溉，即成沃土。因此随着清末北方连年灾害，清政府放宽了内地汉人出关的限制后，许多北方农民就跑来河套开渠开荒了。

    到了光绪三十年之后，后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八道干渠形成的大型灌区农业，使得清政府都开始垂涎不已。于是在颁发了回銮新政后，清政府派出贻谷督办蒙旗垦务，开拓内蒙荒地并不是件坏事，贻谷也不是不能做事的人，但是他的行事作风还是得罪了蒙汉双方。

    他看重官垦，因此主张建立垦务局来统一管理内蒙的垦务，也就是说把开垦荒地带来的利益都收回朝廷所有，这自然就得罪了蒙古各旗的王公。而垦务局指定开垦的地方并不是什么荒地而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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