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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现在连哈尔滨的边缘都没有摸到,更别提贝加尔湖了。
俄军也好,日军也好,都忙着准备奉天会战以分胜负时,蔡锷也正坐着专车穿越太行山。3月初的太行山上依旧还是黄色的衰草和皑皑积雪交织的景物,不过在沿途经过的桥梁和道路边,蔡锷能够看到许多工人都在紧张的忙碌着。
在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的投入下,正太路的建设速度迅速的提升了上来,3月3日时,从石家庄到太原之间已经完成了第一次通车。当然,这种通车并不代表着整条路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而是为了确保军事运输的要求,许多地方进行了临时通车的加固措施。
虽然这种做法增加了施工的难度和投入,但是却使得武汉到太原之间完成了铁路联系,极大的提升了运输兵力和物资的速度。蔡锷看到这一幕还是相当满意的,正如他这一趟南下说服了田均一等中央委员支持自己的计划一样舒心。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之后,他现在可以只考虑接下来的作战问题了。晚上六时,列车抵达太原车站,蔡锷下车时看到了站台上等候自己的徐锡麟,两人一边向车站外走去,一边就交谈了起来。
徐锡麟等候蔡锷,主要还是就军队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交流。蔡锷这半年多时间主要忙整军和训练事务,毕竟哪怕是满清眼中的新军,在他眼中也只是拿了新式武器的军队,而不是真正里外一新的新式军队,没有一支可靠的了解战术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完成他的作战计划的。
而徐锡麟北上之后主要是负责三件工作,赈灾、土地改革、民族问题。地方上的工作需要军队以武力进行震慑,而军队的建设也需要地方上的支持,因此双方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融洽的。蔡锷觉得,徐锡麟并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不近人情,他很喜欢这种公事公办的风格。
第452章 晋商
晋商这个群体,起于明而盛于清,明代以边贸和垄断边军的盐、粮供应为主,到了清代则进一步成为了清军的后勤供应商及对蒙贸易的垄断商人,并于清末转入了金融业。
在大清银行没有建立之前,山西钱庄每年就要从山西汇出2400万两白银,山西全省每年田赋税收两项收入約共1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民间汇出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朝廷的现金。
大清银行成立时,朝廷也是给了晋商机会的,想要让晋商出面组建大清银行,不过对于已经形成私人金融业格局的晋商来说,官办银行对于私人资本限制太多,加上晋商传统的财不露白的思想,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一机会。
或者其他人以为是这些山西土财主不懂新式银行的奥妙,才会让一群江浙丝绸商人捡了便宜。但实际上晋商都已经在莫斯科购下了一条街,又怎么不会不了解银行和钱庄、票号的区别呢?
真正的事实在于,江浙丝绸商人背靠上海,身后有各列强的支持,他们并不担忧朝廷会吞没自己的本钱,因为他们的本钱就是从列强银行手中借的。
但是晋商不同,晋商和俄国人之间打交道虽然时间更久,可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本国自己都缺乏资本,需要获得西欧各国资本的注入,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去扶持晋商的金融资本。相反,俄国人倒是很想把晋商的资本留在俄国,为俄国的商业做出贡献,因此在开办银行这件事上,晋商其实是没有外援的。
凭借着晋商对蒙贸易的垄断,虽然晋商的对俄贸易被现代科技所打败,但好歹还能靠着蒙古人继续吃肉喝酒,因此晋商也就选择了保守主义。
在晋商看来,只要朝廷还在,那么晋商在内外蒙的生意就能维持下去,他们的钱庄、票号也就能够靠着对蒙贸易支持下去,毕竟这是几百年形成的格局了,朝廷各个部门都在这盘生意里有好处,谁能动?谁敢动?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太后和皇上都赶出了京城,确实让晋商群体紧张了一阵,不少人加大了对于俄国的投资,也确实有迎接改朝换代的打算,就像大明快完了,咱们就去投大清的故事。不过之后两宫重新回京掌握了朝廷,看起来朝廷的统治反而比庚子前更加巩固了,因此晋商们自然又放松了下来。
但是武汉的兵变给了晋商们一击,这些武汉人起来造朝廷的反,但是却首先革了钱庄和票号的命,汉口银行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清除了汉口钱庄、票号过去的秘密经营原则,迫使这些钱庄的经营必须要在自己的管制下进行运营。
虽然一部分钱庄、票号撤出了汉口市场,钱庄、票号最为反感的就是让外人,特别是官府知道自己的运营模式,因为他们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和贪污腐败是分不开的。假如他们把自己的业务开放给官府监督,这就意味着许多贪官压根就不会再和他们发生联系。
比如,钱庄生意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向候补官员提供贷款购买实缺,然后在其上任后提供如何贪污腐败的计划,从而收回贷款,这种项目是能够给官府知道的吗?
因此,对于武汉兵变,晋商实际上比朝廷还要痛恨,一度主动向朝廷借款以平乱,只不过朝廷的兵马实在不能打,他们的这一次投资也就打了水漂了。就在晋商们考虑着这朝廷还能存在多久的时候,俄中战争又爆发,这又堵死了他们向俄国转移财产的时机,也因为这场战争损害到了晋商的对蒙贸易,因此一部分晋商还是支持朝廷的对俄作战的。
但是令晋商失望的事,朝廷还是挡不住俄国人的进攻,反而让武汉就此做大了,原本在南方的武汉势力就此入侵了山西,并借助战争对地方的经济管制的机会,直接把手伸向了对蒙贸易,并在山西推动了土地改革。
1907年正月过后,太谷、祁县、平遥的钱庄、票号股东们齐聚于祁县渠家,就晋商面临的困境向渠家的当家人渠本翘讨个主意。渠家虽然在晋商中发家较晚,渠本翘在商业上也远不及乔致庸这个亮财主出名,但他是进士出身,又崇尚新学,因此在山西教育界相当的出名。
武汉势力进入山西后,许多满清旧员都被清理革职,但渠本翘却因为开办了祁县中学堂而被武汉赏识,令其主持山西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全省中小学之建设工作。
乔映霞在渠家待了大半天,借口担忧祖父的病情告辞回家了。回到家中后,他就去拜见了已经卧床不起的祖父乔致庸,89岁的乔致庸今日的气色还不错,见到孙子回来便随口问道:“他们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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