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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家是想做什么呢？”

    乔映霞想了想便说道：“不过是想让表叔出头，让那边放他们一马。不过我看，多半成不了。”

    乔致庸饶有兴趣的看着孙子问道：“为什么成不了？”

    乔映霞不假思索的回道：“我们山西人经商总喜欢围绕着官员打转，只要投注的官员青云直上，那么自家的生意也就能跟着水涨船高。

    但是今时已经不同往日，武汉那边提出：要革旧时代地主老爷们的命，成人民共和之新时代。对于官员的贪污舞弊行为尤为痛恨，对于那些整天想要拉官员下水的商人，他们又怎么会有放一马的念头。”

    乔致庸先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你说的是表面的道理，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内里的道理吗？”

    乔映霞沉默了好一会，还是摇着头向祖父请教什么是内里的道理。乔致庸这才说道：“内里的道理就是，朝廷自己办不了事，所以需要有给他们办事的人，大家围绕官员打转，其实就是希望让官员上去后挑选自己来办事。

    但是武汉那边是不同的，他们自起事以来都是自己在办事，你看看这法国人修正太铁路和英国福公司开采山西煤铁矿产两事，不就是朝廷自己不能修铁路和开矿，所以才让洋人钻了空子么。

    我山西人反感的是洋人修铁路和开采煤铁矿产吗？不是，是反感朝廷撇开了自己人，让别人来修山西的铁路，挖山西的煤铁矿。所以武汉人从法国人手中拿回了正太铁路的修建权，从福公司手中拿回了山西煤铁矿开采权，可大家并不以为这是好事。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武汉不是朝廷，他们不需要其他人来给自己办事，他们自己就能把事给办了，那么我山西商人以后还有容身之处吗？所以，大家自然是要反对武汉支持朝廷的。”

    乔映霞在脑子里想了想祖父的话，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分田地或是整理蒙债，实际上都是在清理一部分食利者，这些人除了收田租、收利息之外，基本就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现在武汉不准他们躺着收田租、收利息了，他们怎么能够忍的下去。

    不过他很快就对着祖父说道：“朝廷对付不了洋人，洋人对付不了武汉，他们连朝廷都对付不了，难道还能让武汉退让了？”

    乔致庸点了点头认同了孙子的看法说道：“所以，他们想要找你表叔出头，其实没啥作用。哪怕你表叔再怎么被人敬重，可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武汉对着干，那么下场不会比京中的那些满人王公更体面，这就是武汉想要建立的新时代的根本，不会允许有人和自己唱反调的，我们乔家也确实要换一种活法了。”

    乔映霞沉吟了片刻后开口说道：“祖父说的是，今后我们必须要做实事才能活下来，想要拿着土地和票号收租金、利息，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渠本翘的看法也和乔致庸差不多，他拒绝了为这些晋商向武汉方面求情，反而劝说大家要积极的配合武汉所颁发的各项政策，主动的把土地交出来、并清理对蒙债务。

    和晋商群体对于武汉推动的土地即边贸政策不满相比，山西及内蒙的农牧民则对这些新政策则是欢迎和支持的。雁北地区的农民就不说了，因为武汉积极的赈灾和击败了俄国军队的入侵，这一地区的民众几乎是毫无疑义的就接受了武汉发布的各项政令。

    而口外的察哈尔、绥远地区，一开始还对武汉所代表的汉人武力表现了担忧，因为金丹道起义，该地区的蒙古人对汉人武力都有着一种警惕心理。而金丹道起义的根源，就在于蒙人王公打着民族歧视的旗号对汉人移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按照蒙古王公的命令，对于那些擅自砍柴的汉人，一律是处死的，有的甚至是处以虐杀，以震慑汉人移民。

    金丹道起义，汉人对蒙人的怨恨发泄到了普通蒙古牧民身上，于是就形成了民族仇杀。这种仇视到了什么程度，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剿灭金丹道农民的主力，但是面对蒙古人对汉人移民的残忍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出手阻止蒙古骑队对起义农民进行屠杀。

    庚子国耻之后，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书衔兵部左侍郎贻谷来绥远督办内蒙西部地区垦务，意图为清政府开拓税源，规定开垦蒙地"押荒一半归蒙，升科地租全归蒙旗"。

    实质上就是让朝廷对那些已经开垦的蒙地进行征收押荒金，从而侵占了大批的熟地，并把许多好牧地给圈了起来，这就得罪了蒙汉两族人民。

    1905年，乌审旗爆发了独贵龙运动，以海留图为中心，进行抗垦斗争。宣布反对王公出卖土地，拒不缴纳各种赋税等。在这一运动中，既出现了反抗朝廷的主张，也出现了排斥汉人的思想。

    毅军驻扎在绥远等地，除了警惕汉人移民之外，也是为了镇压蒙古民众的反抗。武汉接管了雁北、绥远的防务之后，虽然获得了本地汉人移民的亲近，但并没有获得蒙古牧民的好感。

    不过，随着武汉将大量的生活用品代价输入草原，打破了晋商的垄断，又开始清理垦务和蒙债后，蒙古群众开始逐渐的信任起了武汉所代表的力量。

    第453章 徐锡麟的工作

    对于从肃反起家的徐锡麟来说，晋商的这些小动作他自然都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只不过当前北方工作的重点是服务于对俄作战和支援北京城内的国会民主运动，对于地方上还没有全面清理旧势力的计划，因此对于北方的地方上的工作主要以谁出头就打击谁的准则，对于那些私下串联但无实际行动的群体，只作关注并不先行打击。

    倒不是说徐锡麟经过了南方肃反运动后，在党内同志的不满意见下思想趋向于保守了，而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党内一些同志无法接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革命方向是错误的，至少田均一还是支持党的纯洁化运动的么。

    他从光复会转向劳工党，就是因为认同了劳工党的革命纲领是正确的。此前他和光复会的同志们在一起只能痛骂满清，对于推翻满清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没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实的蓝图来，大家对于革命的坚持，不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在于标榜自己和满人是如何势不两立的。

    此种以排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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