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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士兵们在行军中昂扬的精神面貌，蔡锷对于即将发动的作战计划，心里也就有了更多的底气。3月11日，抵达大同的蔡锷召开了第一集团军的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两件事。

    “根据当前的北方战事的形势，因为任务的不同，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一集团军一分为二，锦州方向的傅慈祥部单独设立东北支队，张家口以西设为北方集团军：下辖第一师、第七师、第十四师，及骑兵第一、二、四师…

    第二件事，就是党中央及军事委员会已经批准了我们提交的北方计划及增补方案，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军事委员会将抽调第三师和第九师以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

    蔡锷所宣布的消息，让参加会议的将领们既喜且忧，喜欢的是他们有了一次独挑大梁的机会，此前虽然有着张家口一战的胜利，但原则上他们还是在替山海关方向打下手，为北洋堵住俄军偏师的进攻。在北洋发起了锦州战役之后，张家口的胜利就有些褪色了。

    毕竟从名义上来说，袁世凯才是对俄战事的真正统帅，从山海关到张家口一线，武汉军队充其量只是为北洋打一打辅助，国内舆论把对俄战事的功劳往袁世凯身上揽，普通平民根本分不清。

    因此，对于那些武汉出身的将领来说，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忿，明明自己才是首功之臣，连北洋自己也这么看，可是在舆论的吹捧下，最大的功臣反而变成了袁世凯了。蔡锷提出的北方计划，自然是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的，他们希望通过一场独立的战事来证明自己。

    但是，北方计划最初只是要夺回库伦，现在随着蔡锷不断的增补计划，目标变成了直接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就不由让大家有些犹豫，不知这个计划究竟能否成功了。

    蔡锷显然也有了一个全盘的打算，他走到地图前对着各位将领说道：“我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的上乌金斯克，这座城市距离贝加尔湖只有70几公里，是铁路没有修建之前，恰克图和伊尔库茨克之间的贸易中转站，因此小镇才繁荣起来。

    但是，在1899年通铁路之前，小镇的人口也没有破万。在铁路通车之后，该地因为位于伊尔库茨克、赤塔、库伦三者之间，方才人口快速增长起来，现在据说已经有万人以上的规模了。这座城市也是伊尔库茨克和赤塔之间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俄外贝加尔地区除赤塔之外驻军最多的一个城市。

    打下了这座城市，周边的村镇根本就没有反击我们的机会。俄军想要夺回此地，就得从伊尔库茨克或赤塔发起进攻。

    伊尔库茨克虽然距离上乌金斯克较近，且有铁路相连。但是贝加尔湖南岸地形复杂，只要卡住了铁路线，俄军就很难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赤塔通往上乌金斯克的道路虽然好走，但是现在俄军大批的调动军队进入满洲，因此我断定赤塔的兵力一定不足以和我军对抗。

    俄军在满洲的驻军虽然有数十万之众，但是俄国在远东并没有一处真正的工业基地。也就是说，当西伯利亚铁路线被截断后，满洲俄军就失去了自我补给的能力。

    日军现在正试图和俄军发起奉天会战和哈尔滨会战，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截断西伯利亚铁路线后，满洲俄军必定撑不过半年就要弹尽粮绝。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占领上乌金斯克，并至少守上三个月，那么这场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为了能够尽快的结束战争，让我们进入到和平建设期，我们必须要冒险一搏…”

    众人的忧虑最终还是被蔡锷所主张的尽快结束战争给说服了，虽然从战事上来看，随着日本的加入战争，优势正有利于中国，但是俄国不断的向满洲增兵的消息，还是给了大家很大的压力的。除了少数人之外，在大多数人眼中，俄国依然还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列强，哪怕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挫折，但是只要陆上的战争不结束，源源不断而来的俄军，迟早还是会压垮他们的。

    蔡锷随即对之前的方案做出了较大的修正，之前的计划是步步为营，先夺取库伦，然后再以库伦为基地威胁西伯利亚铁路线，从而迫使俄军分兵于色楞格河谷。但是现在么，蔡锷主张以骑兵师为先导，不顾一切的向前突击，切断俄军各据点之间的联系，然后由步兵跟上逐步消灭俄军各据点，从而形成快速突破库伦到色楞格河谷之间的俄军防区。

    第455章 舆论战争

    从2月开始兴起的对满清君主制度的研讨和武汉发起的批儒批孔运动，到了三月时也从局部地区的讨论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在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中，反对君主制度、支持君主制度、反对传统文化和反对西方文化的各类人士都积极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最终还是武汉方面赢得了上风，不仅仅在于武汉有以陈天华、邹容等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宣传部门专项负责对于君主制度的研讨和对儒教、孔子的批驳，更在于武汉有着足够的资金支持这场舆论上的战争。

    舆论战争最重要的不是你掌握了真理，而是要让民众以为你掌握的才是真理。对于一个思想混乱的清末社会来说，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分辨真理，他们只会认可能够坚持下来的才是真理。

    在1907年，想要让全国各地的民众听到你的主张，一次最少也得花上2万大洋。仅仅是把你的主张发给各大报社，一次的电报费也得数百大洋。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惊人的巨款，为了和别人打一次嘴仗，一次至少得丢出几百亩土地的收入。

    虽然此时中国的报刊事业还没有如欧美那样进入到日刊时代，但三天一轮的新闻报道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就意味着你一个月至少要回应八九次，才能保持有来有往的公开辩论，假如一个月你只回应一两次，而别人一个月能发八九次攻击你的文章，那么旁观者只会以为你理屈词穷了。

    于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个人几乎已经退出了这场舆论战争，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有背景的代言人。即便是如此，坚定的支持君主制度和儒教的旧知识分子，也已经处于了被社会主流所抛弃的境地。

    正如武汉对满清君主制度的研讨，“…满清的君主制度不同于西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没有保卫民众的内涵…

    满清的君主制度也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古代中国的君主制度虽然承认皇帝为天子，但皇帝的职责是代天牧民，而不是残民虐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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