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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找自己算账了，坏处在于失去了朝廷权威的加持后，他就得以自己的声望去和武汉对抗。

    老实说，从朝鲜逃回之后他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在政治上正面对战的勇气，在朝廷的框架下，操纵权术打击政敌，才是他现在最为熟悉的政治斗争方式。但是武汉推翻了他们这些人所习惯的官场斗争模式，把政治斗争变成了正面对撞，这种莽撞的肉搏战其实是充满了风险的，因为失败者连退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官场斗争中，只要你放下权力承认失败，那么胜利者还能放你回乡下去当个富家翁，如戊戌变法中那些帝党就是这么下台的，至于走上断头台的六君子，是因为他们不肯认输跑路，而不是后党一方要赶尽杀绝，肯逃跑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就没事了么。

    但是武汉玩的不是官场斗争，而是政治团体的对抗，这种一开始就把政治理念公开宣布出来，然后要求民众跟随自己的做法，其实是相当不符合大清的官场惯例的。

    因为这种政治团体的对抗，一开始就划出了政治上的敌我，敌我斗争自然是你死我活的。而戊戌变法一开始，也不过是船上的人争夺谁来把舵的权力，并没有说要对后党、地主乡绅喊打喊杀的。谭嗣同等变法派主张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张要救活船上所有人，只不过要求某些人拿出财产来先救这条船而已。

    袁世凯是很熟悉后一种变法中的权力斗争的，因为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哪怕一方失败了，还能迅速的转到另一方去，至少对于个人来说，还是有着退路的。

    像武汉这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这边的后路给断了，接下来就投入到一场不胜则死的斗争中去，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来说其实是相当的不适应的。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前期观望局势了，而那些一开始站在武汉对立面的人，之后也很难再混入武汉的核心中去。

    可以说，自从武汉这一势力出现之后，中国政治就打破了表面上一团和气的虚伪场面，那些不能适应新的斗争方式的旧势力，正迅速的被这种斗争方式所瓦解消灭，这里说的正是后党和满人。

    比袁世凯更加依赖朝廷大义的正是后党和满人，失去了朝廷这个大义名分，后党和满人手中的权力就彻底的化为乌有了。比如京城的满人宗室，过去仗着朝廷的大义名分可以对北洋及各地督抚加以牵制，因为北洋和各地督抚同样只有依附于朝廷才能拥有各自的权力。

    但是武汉打破了朝廷的大义后，原本压制北洋及各地督抚的朝廷，瞬间就失去了那种神圣的光环，然后大家就突然发觉，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朝廷给与自己的名分统治地方，而是朝廷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运转下去。于是，以庆亲王为首的满人权贵，攀附太后的汉人官员，立刻从天上跌落到了地面，他们失去了那种可以指使他人的权威。

    这场战争更是进一步在世人面前撕破了朝廷的体面，让天下人认识到，朝廷实质上已经失去了保卫这个国家的力量，能够保卫这个国家的只有武汉和北洋这样的地方势力。在这种局势下，还拿着朝廷给与的名位去压制地方势力，就真正是个笑话了。没有武汉和北洋的背书，朝廷的命令能出得了北京城吗？

    就连普通的知识分子都已经真正的明白了过来，现在就是王朝的末年，是大争之世，决定天下大势的是实力而不是什么高贵的家世和神圣的血脉。假如说主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等年青读书人，心中还存有挽回衰微王朝命运的念头，那么在1907年，抛弃旧王朝，迎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音。

    哪怕在政治上趋向于保守的袁世凯，也开始慢慢接受清王朝是时候结束的观点了。当然，袁世凯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主要还是为形势所逼迫的。在回銮新政之初，袁世凯还是支持王朝延续的，毕竟他的功绩和权位都和这个王朝有着莫大的关系，王朝的延续是有利于他的。

    假如太后能够继续掌握权力，并在去世之前另立新帝，那么袁世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反对这个王朝的。毕竟只要他效忠这个王朝一日，就能借助这个王朝的名义压制其他对自己的挑战者，只要王朝不抛弃他，他几乎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是武汉的出现，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抛弃了日暮途穷的太后，借助光绪的名义，武汉想要击溃北洋都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而抛弃了太后的袁世凯虽然保住了北洋这个小团体，可却和光绪、满人、忠于朝廷的清流成为了死敌。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除了推翻满清之外，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因为不管谁上台，只要还承认满清的正统性，就必然要清算他。就如同武汉现在不断的清算后党和满人，完全不顾及世人的眼光，因为武汉的政治主张就是敌对这些人。

    因此听了阮忠枢对武汉在政治行为上的分析，袁世凯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不满，只是觉得有些怅然，就好像畚斗了一辈子，突然发觉自己只是白费功夫，现在又要重头来过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般。

    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这种无助感，转而对着阮忠枢正色吩咐道：“继续盯着宫内和庆邸，有什么情况就尽快报我。另外你去和秦力山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打算如何推动共和。这仗打到这个程度，也该考虑一下和平的问题了，他们到底是怎么考虑战后问题的，我想了解了解…”

    想要了解武汉对和平看法的不只是袁世凯，英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尤为重视武汉的立场。虽然中国人从外蒙攻入上乌丁斯克切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的战绩让英国人大吃了一惊，不过这种吃惊程度还是要低于俄国海军在对日作战中的失败的。

    作为一个通过海权确立世界霸权的帝国，英国人认为海战的结果永远要比陆上的战斗更能确定区域内的权力更替，因为组建一支陆军只要几年时间就够了，中国的新式陆军的成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像俄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哪怕丢掉了现在在远东的60万俄军，花上三五年时间就能恢复其陆上的武力了。但是，想要重建一支规模以上的海军，最少也要以十年为期限。俄国在这场远东的海战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海军积蓄下来的大部分实力，几乎一夜之间俄国就从海上强国中被除名了。

    这场战争达到了英国人在战前设想的最理想的结果，对英国皇家海军造成威胁的法俄联合舰队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来英国皇家海军要打击的对象就只剩下德国海军和美国海军了，而后者还将受到日本海军的牵制，至于法国海军则从竞争者变成了协助者，之前岌岌可危的英国海上霸权的王座，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世界正在回归到大英帝国所塑造的地区制衡关系中，现在只要把德国这根刺拔出来，接下来就可以对世界进行简单的修剪工作，从而维持住19世纪以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了。

    第487章 两位记者

    作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伦敦外交部的一份子，虽然在明面上他并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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