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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部的正式雇员，但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调查和研究都会定时的出现在伦敦外交大臣的面前。

    这大约也是英帝国主义的一种传统，通过非正式身份的人员去和外国政要接触，从而和这些外国政要建立起私人关系，然后利用这种私人关系实施外交和情报工作。英国对于印度的征服，曾经就多次利用了以个人身份为印度王公服务的英国人，这些英国人调查印度的各种情报并肆意挑拨印度王公之间的关系，然后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打开门路。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20世纪，不过英国也并没有放弃这些非正式外交的方式，因为实在是投入小而收益大，特别是在东方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国家，那些君主和权臣往往都把自身的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就越容易被这种私人关系所影响。

    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但是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多次徒步在东亚、东南亚进行旅行，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要比那些英国驻华外交官深刻的多。

    但是，莫理循在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出现了多次的判断错误，这一度让伦敦外交部对其失去了信心，只不过英国驻华外交官的表现更加的不能令伦敦感到满意，因此莫理循还是保住了首席对华专家的地位，毕竟他只是在武汉的问题上出现了差错，在其他中国势力的判断上还是大致正确的。

    因此，伦敦想要了解武汉对于远东战争如何结束的想法，还是选择了通过莫理循的眼睛和耳朵去了解，毕竟一个非正式身份的英国人不必给出什么正式的承诺，也能让中国人没有负担的畅所欲言，只有真实的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才能让伦敦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莫理循倒是能够理解伦敦的谨慎做法，这说明中国人-特指武汉的中国人，他们成功的扭转了甲午和庚子两场战争带给中国地位下降的恶劣影响。这两场战争之后，中国的地位甚至已经低于了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如果不是中国距离欧洲太过遥远，英国已经无力再征服这样一个单一民族的人口大国，那么切割中国就是英国最拿手的外交手段了。

    这也就说明，庚子年后中国已经沦为了被列强视为可以狩猎的猎物，而不再是列强中的一员。因此中国问题几乎不再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意志，而取决于大英帝国和其他列强的决断。

    但是这六七年里武汉的不断折腾，却又改变了伦敦的看法，那就是东亚问题失去了中国的配合，任何一个列强都不能达成自己的意愿，这也是俄国会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伦敦制定了阻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战略，可是这一次俄国居然输的这么难看，这是伦敦也没有预料到的。

    可以说，中国和日本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已经给欧美很大的惊吓了。战前各方所猜测的中日惨胜或俄国小输的局面都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俄国在海陆两个战场双双惨败的局面，这其实也等于是破坏了伦敦所想要的东亚平衡局面。

    当然，对这一局面最感到惊惧的还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就像美国人不希望日本统治东亚一样，澳大利亚人也不乐意见到日本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而且澳大利亚人比美国更加感受到了日本的威胁，因为澳大利亚所执行的白澳政策，实质上使得澳大利亚在周边地区得不到任何支持，且日本向南方进行扩张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

    在大英帝国内部最为反对英日同盟的地区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了，因为这两个地区认为英日同盟实质上就是纵容日本向东南亚地区扩张，而东南亚正是澳大利亚的门户，让日本占领了东南亚，澳大利亚就要直接面对日本的威胁了。伦敦为了自己的利益，却正把澳大利亚推进了一个危险的地缘之中。

    因此在澳大利亚支持白澳政策的莫理循，现在却成为了亲华人士，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可不是什么特例，比如悉尼《每日电讯报》的驻华记者威廉·亨利·端纳，现在也是一位亲华人士。因为这些澳大利亚人认为，想要遏制日本向南方海洋扩张，那么最好还是让中国强大一些，这样就能牵制住日本的精力，使之不能关注南方的海洋了。

    这一次莫理循受命前往武汉同田均一进行沟通，端纳也跟在了他身边，这位因为追踪远东战争系列报道而开始声名鹊起的年轻记者，对于这一趟的武汉之行充满了期待，虽然他和伦敦外交部无关，可是他同莫理循都是澳大利亚人，因此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要亲密许多。

    在火车上，闲着无事的端纳也就东亚的未来向莫理循请教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在远东的力量大损，今后东亚之问题就将取决于日本和中国。日本现在的实力虽然强于中国，可是以中国的人口和广阔领土，其战争潜力却是高于日本的，那么日本是否会在中国成长起来之前再发动一场战争，以取得东亚的霸权呢？”

    莫理循此时正看向火车外连绵不绝的玉米地，澳大利亚虽然有着大片的平原，不过缺乏了一些人气，日本和东南亚虽然有着稠密的人口，可是却又缺少这种成片的平原地形，大多是支离破碎的河谷平原，出门动辄就被山脉和丛林所隔绝视野。

    也只有中国，即有适合于农耕的大片平原地带，也有着稠密的人口，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国其实都要比澳大利亚更像是文明世界，只不过中国在科技上过于落后了些。但是，这种落后于欧洲的时代感，正逐渐起着变化。

    现在的中国就如同日本一样，正在从中古时代被引入到现代文明中来，莫理循也去过日本，他看到过日本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奔跑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实在是让人感到赞叹且难以忘怀。

    相比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实质上就差了许多，虽然中国同样引入了许多机器和欧洲技师，也派人前往欧美留学，但是只要深入的去接触中国人，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内里其实并没有接受西方的文明，他们的思考方式依然是中国式的，这一点和日本就差的太远了。

    不过这样的中国却让莫理循很是安心，因为传统的中国人虽然排斥外人，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攻击性，他们对于内部的上下尊卑关系的看重，还要超过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只要外来者能够尊重中国人的规矩，那么就很容易被接纳进入中国社会，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人虽然喜欢西洋文化，可是外来者很难融入日本人的社会圈子。

    虽然莫理循出身于澳大利亚，不过他更具有大英帝国的本位意识，因此他站在大英帝国的利益上考虑，认为不过分的削弱中国人，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其实对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其实更有好处。当然，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也很愿意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去看待东亚问题，那么中国的兴起显然是有利于牵制日本这个新兴列强的。

    面对端纳这位后辈兼同乡的请教，莫理循思考再三后终于开口说道：“是的，日本的崛起显然是以称霸东亚大陆为目标的，不管是之前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发起的对华战争，还是这一次介入俄中战争，日本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击有能力和自己争夺东亚大陆主导权的域内大国。

    这一次战争，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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