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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次对城市和乡村的考察，原本对劳工党的理念还存有怀疑的外国友人，也开始修正了对土地革命的观点，他们此前对于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理念并不认同，认为在乡村消灭地主无疑是破坏了乡村的经济，因为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他同时也是乡村经济的组织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消灭了地主就等于是破坏了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不看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

    但是在这一次的考察中，他们意识到农民确实有着许多毛病，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他们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至少农民组织的农会对乡村的管理，要比地主对乡村的管理要公道的多，而农会在消灭封建迷信、高利贷、宗族压迫等问题上，显然是进步的。

    中国乡村表现出的宗族问题，并非是中国独特的乡村文化，实质上在越南、朝鲜都存在宗族文化，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比宗族文化更为残酷。这种乡村中的抱团取暖，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小姓和宗族内部的压迫上的，因此中国的大多数村子都是同姓，外姓人在这些村子里是很难立住脚的，而族长对族内弱枝的压迫和对小姓的欺压也没多大区别，对偷情男女的沉塘处罚就是族长说了算，族长就和土皇帝没啥区别。

    指望族长给你主持公道，和指望皇帝是圣人一样离谱。有着亿万臣民的皇帝都不肯放松对平民的压迫，只管着周边一片的土皇帝能让你逃出自己的掌握？少了你一个，他不就少了一个可以奴役的对象。不要说在这个时代的地主，就算是后世管大门的保安，只要手上有一点权力也要先对外卖员用一用，这就是权力对人的异化。

    农会对宗族的声讨，就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鼓吹宗族的存在保护了族人，这就和制造了回汉对立的满清鼓吹，他们在同治回乱中保护了汉人一样离谱。因此考察团在江汉平原上看到的以农会为乡村管理骨干的乡村组织，都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第507章 武交会

    林信义和考察团回到武汉时是9月18日，此时武汉所召开的第一届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正处于鼎盛时期，整个汉口比平日里变得更加的拥挤了。

    自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量的新奇工业品问世，过去的商业贸易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工业时代的商品销售，于是在1851年英国举办了第一场万国工业博览会，一则以宣扬英国的国力，二则为了推销本国的工业品。

    这种由资本主义发明的商品展示会很快就被各国所效仿，并开始成为各工业国展现自身国力的一种竞争形式，不过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大型商品展示会，因为工业、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难以让这些地区在短时间内容纳成千上万人的涌入。

    武汉之所以能够举办这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在于武汉在这六七年的建设中已经初步成为了一座工业城市，自来水的普及达到了全市八成的面积，电力的供应也占到了全市九成面积，公共交通覆盖了全市七成面积。

    在短期内涌入城市十几万人，也不会让武汉这座城市的运转陷入崩溃境地，这就是武汉能够举办大型商品交易会的物质基础，而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是不能够承担起这种短期大量人口涌入的负担的，除非你把这些人当成难民看待。

    来武汉参加交易会的日本商人金子直吉在武汉待了几天之后，忍不住就对同伴说道：“我原本以为武汉只是想要举办一个小规模的国内商品展示会，真没想到他们会办的这么大规模，还管理的如此有序，如果这里不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我一定以为这是在欧洲举办的大型商品展示会了。他们如果继续保持并顺利的结束这场商品展示会，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日本商业再一次落后了。”

    不仅仅普通的日本商人有这样的看法，莫理循在汉口新开办的第一百货公司大楼内游览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百货公司也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新的商业模式，1893年巴黎老佛爷百货商店的开业，将百货商店变成了一种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不再是一种卖商品的店铺。

    为什么百货商店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因为百货商店的出现代表着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开始过去，不再是我们有什么就卖什么，而变成了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大发展，终于将消费变成了人的需求之一。

    农业国是不需要百货商店的，因为它既没有这样的生产力，也没有这样大的市场。只有工业国才会需要百货商店这种商业模式，这是基于自身生产力的需要和国民的消费需求出现的商业模式。

    虽然汉口第一百货装饰的并不豪华，但莫理循觉得这依然是非常奢侈的一间公司，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因为这间百货大楼内完全采用了电力作为照明能源，还设置了电梯、独立的卫生间和盥洗室，哪怕在英国都没有这样一座新颖的商业大楼，这是属于工业国而非农业国的产物。

    站在百货大楼的屋顶游乐场眺望附近的汉口公园，莫理循觉得这里至少已经强过了上海，并不是单指繁华程度，这座城市的各个方面其实都超过了上海，毕竟上海是一群欧洲人为自己建设的东方乐园，而武汉则是中国人努力建设的家园，因此武汉要比上海更适合于生活，这里没有黑帮和鸦片贩子，没有那么多凶杀案。

    莫理循给北京公使馆发的报告和一开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认为武汉是一个可以被列强操纵的政治势力，他给萨道义公使的信中强调道，“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比北京的国务会议更像一个国家的政府，劳工党掌握中国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不是应当考虑劳工党接管中国的可能性，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应对劳工党接管中国后的局面…

    我依然认为袁世凯将军主政中国是有利于中国和英国的最好结局，但我不认为袁世凯将军能够战胜田均一所领导的劳工党。我同劳工党的高层都有所接触，除了林枫和在印度的吴禄贞外，这些人都有着出色的才能，不仅远超过袁世凯将军麾下的人员，在个人操守上也远强于他们，他们不类似于传统的中国人，反倒是类似于虔诚的教徒，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所有，这是袁世凯将军所率领的北洋团体所无法做到的。”

    而对于德国工业界来说，武汉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是德国工商业进驻中国以来获得的最大的成果。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德国离开欧洲的时间远迟于英法这些老牌的殖民帝国。因此德国的工商业虽然在全球发展的很快，但是在殖民体系的阻碍下，德国的工商业在全球都遭到了商业竞争之外的规则的阻扰。

    在美洲和地中海地区，因为距离欧洲较近，德国人还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东方地区德国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哪怕德国人强租了胶澳地区，把山东划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也不能如英国那样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港口城市上，而是要把青岛先建成有防御能力的要塞。而这个防范的对象并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列强，特别是英国人。

    也就是说，德国在远东开拓工商贸易时，投入的安全成本是远高于英法等老牌帝国的，这也就使得德国在东方的工商业扩张是难以和英法等老牌帝国比拟的。德国商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甚至要深入到中国内地去。

    而这一次的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超过了德国工商业过去二十年在中国的耕耘，在这次交易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商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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