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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了解了德国工业品和按照德国工业标准制造的各种工具、机械，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在南洋经营商业的中国华侨商人也参加了交易会，并订购了不少德国商品。

    相比起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商业带来的订单，德国工商业界更为看重这场交易会给德国工业所带来的机会和影响力。德国在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仅次于英国，其中四分之一出口值来自于英法俄三国，也就是说德国在欧洲的贸易几乎已经见顶，想要继续扩大德国的出口贸易就必须和欧洲以外的地区进行贸易，特别是德国商品占比较低的东方。

    1902年到1907年间，中德之间的贸易额从不足一亿马克增长到突破六亿马克，其中九成贸易来自武汉控制的区域。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界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成长，而此时的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其贸易上限，因为从对湖广地区的基础建设来看，中国其他地区想要效仿武汉周边进行工业化的改造，那么当前的中德贸易额至少要上涨100倍，至少需要当前六个以上的德国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正因为中德贸易的飞速上涨，德国工商业界开始缓和国内的好战情绪，他们认为此时挑动欧洲战争简直就是犯罪。在这样的情绪下，德国工商业界甚至不愿意在地中海地区和英法发生冲突了，而在几年前他们还认为北非应当有德国的一席之地。

    不过当德国人试图缓和欧洲战争氛围时，英法却都积极的为战争做起了准备，法国人开始推动三年义务兵制度，试图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而英国人则开始对军队进行了整改，布尔战争及中英西藏冲突，让英国人意识到英国陆军似乎已经不适合于现代战争了。

    和列强通过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重新衡量武汉的实力不同，武汉市民则充满幸福感的享受起了这场交易会，在他们眼中交易会并没有那么多附带的意义，他们看到了许多新奇的玩意，并发觉自己的口袋里居然还有钱购买一些新的玩意，这就让他们感到了快乐。

    1902年，汉口普通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三块大洋，1907年汉口普通工人的月薪已经达到了9元，高于普通店员7元月薪，也高于普通警察8元月薪，工人的形象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码头苦力形象，真正成为了城市中的中坚阶层。

    9元月薪是什么概念？作为一名单身工人，意味着他一个月的食品支出不会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工人手中有了较大的余钱用于其他消费。过去为富人所消费的手表、钢笔、自行车，对于一部分高收入的技术工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较为贵重的生活用品了。

    当然，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在让工业品的价格快速下跌。比如自行车在1903年还要150多个大洋，还得从国外进口整车，小地方根本没得买，需要下订单后到上海进货。1907年5月之后，武汉出产的自行车已经降价到80元，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维修自行车的铺子，购买和使用自行车都变得方便起来了。

    工业和基础建设，使得城乡生活的差距开始不断拉开，城市居民开始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而在过去城市中生活的贫民其实过的不如乡村中的自耕农，至少自耕农不必担忧衣食无着落，还能吃上新鲜的菜蔬。

    但是现在，水电煤炭道路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出现，使得哪怕最为贫穷的城市居民，也能过上乡村中地主也难以想象的便利生活了。工人阶级，第一次从理论上的名词走进了现实生活，至少在武汉商品交易会上观赏各种商品的工人们，此刻已经意识到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商人，而是工人阶级的一员。

    第508章 城乡问题

    林信义刚回到武汉，田均一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去看他，他想要听听林信义对当前劳工党执政上的一些看法，这也是林信义要求参加考察团的理由，不到实地去看一看是没法看出问题来的。

    田均一相信林信义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比相信自己更加信任对方，毕竟劳工党现在所走的革命道路，正来自于林信义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假如没有当日林信义对他们深入的推演中国革命的几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他们回国后会组建一个革命党，但绝不能建立如劳工党这样的先进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去发动劳工去推动群众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当前一个革命力量占据优势的武汉政权。

    林信义在考察完成之后也同样有着很多想说的话语，能够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他觉得田均一等劳工党党员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自觉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他来做这些工作也不可能比田均一他们干的更好，毕竟田均一等革命志士比他更有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他的优势不过在于有一个穿越者的灵魂，假如双方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他是无可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的。

    因此当田均一来询问他时，他思考了半天还是把细节上的问题忽略了过去，向着对方说道：“今次的考察时间还是短了些，如果能够有三个月或半年时间，真正的在某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我能看到一些较为深层的问题，现在么我也只能讲讲自己的感受，不能算是很严谨的调查，只能讲讲表面的东西。”

    田均一听后立刻说道：“搞武装斗争，我们有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推翻满清朝廷，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算是错了也是小错误，只要不往回走就行。

    但是搞经济建设，建设人民政权，我们都没有经验，甚至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劳工党当前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出自你的思考，我觉得你至少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那条道路在哪。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纠正它不就好了。只要我们不偏离大的方向，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见田均一摆出愿意接受一切批评的姿态，林信义也就顺势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们就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城乡差别…”

    田均一一开始以为林信义提出的城乡差别是指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革命发展到今天，劳工党对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乡村工作要比城市工作难做的多，还特别耗费干部。在城市里，一个好的干部就能把一个厂数百上千青壮管理起来，但是在乡村，不要谈发动群众讨论革命理论了，光是分地造成的个人矛盾就让下乡干部怨气满腹了。

    有的干部下乡之前还信心满满，认为只要把地主赶走，把土地一分，农民就会和工人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党让干啥就干啥，从而成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地主面前连屁都不敢放的贫苦农民，分地的时候却开始挑肥拣瘦，不是想着巴结干部给自己分好地，就是仗着自家兄弟多去逼迫村里的小户和自家换地。

    政治觉悟不高的下乡干部认为，这是农民无知、愚昧、自私的体现，因此不应当给农民什么政治权利，而应当由党委派积极分子管理农会，从而实现党对乡村的领导。

    政治觉悟高一些的下乡干部，从工厂工人和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对比之后，则向中央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工人对待革命的热情，在于工人获得了对工厂的管理权力后，工人依旧还是工厂集体中的一员，所以集体的利益还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侵犯了集体的利益就等于侵犯了其他工人的利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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