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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张勋为自己的分辨，试图把事情局限于官场上的倾轧之内，堂本晒笑一声道：“张大人何必狡辩，就算张大人不承认，你身边的亲随的口供已经证明你和江宁将军之间来往密切的事实，而且今日贵部起兵作乱的口号就是要血洗江宁城，城外不少百姓都遭了殃，这可不是我们诬陷贵部吧？

    你说外边的人不会相信你和江宁将军勾结屠城的计划，不过我认为江宁的老百姓是不敢不相信的。贵部是败了，可江宁满城还在呢。张帅你要是继续不合作的话，明日我只好请江宁百姓派出代表来公审张帅了，不知江宁百姓会不会相信张帅你无罪呢？”

    原本脸色铁青的张勋听了这话，突然脸上就失去了血色，他很清楚对方是在威胁自己，如果只是由官员来审讯自己，大家即便再怎么畏惧魏光焘，也知道自己是冤枉的，因为他和江宁将军勾结屠江宁城的谋划实在太荒诞了，只要脑子正常的官员都知道这是诬陷。

    但是让江宁百姓来公审他，这个罪名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的江防军和江宁百姓之间的仇怨可不轻，作为外军来到江宁这种富饶之地驻守，他们不和本地百姓起摩擦是不可能的事，状子递交到两江总警府的都有那么几件，若无一定关系，这种案子可递不到两江总督面前。

    只不过张勋过去自持有兵在手，又背靠北洋这棵大树，朝廷法度松弛的当下他对于魏光焘的位置也起了贪念，想着要把对方挤下去，也和袁世凯一样来个割据一方。虽然他属于北洋团体，但他实际上要比袁世凯资历更老，他离开小站之后，袁世凯才真正独揽了小站练兵的大权

    张勋对于袁世凯自称为北洋领柚，其实内心是不大舒服的，要是他当日不离开小站的话，这北洋领袖也未必轮得到袁世凯啊。因此他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其实很难相处，理论上他是北洋团体的一份子，但是在袁世凯面前他又不甘自认下属，袁世凯也只能把他打发到南边来，省的两人见面时尴尬，

    而张勋对于袁世凯也没什么好感，因为袁世凯让他南下却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如果他能够带着一镇南下的话，那么江宁这里早就变天了，那里还会受制于魏光焘。正因为对袁世凯不满，所以张勋更倾向于表明自己对满清是忠心不二的，因为袁世凯的缺点就在于此。

    但是南方和北方是不同的，北方对于满清或者还有留念旧主的心态，但是南方就连士绅都对满清没什么好感，特别是在东南互保之后，南方士绅普遍认为保中国比保大清要重要的多，因此对于自诩为大清忠臣的张勋就横竖看不上眼了。

    张勋给自己加上的忠臣光环，在北方还吃得开，但是在南方就成为了一种原罪。更别说张勋所部的军纪在客地就更加的败坏了，此时的清军，特别是北方军队，在家乡时还马马虎虎，但是到了外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就好像到了殖民地一般那么肆无忘婵。

    因此张勋心里明白，江宁百姓对他和他的江防军是恐惧和厌恶的，对方说他和江宁将军谋划屠江宁城，这些百姓十有八九是会相信的。到了那个时候，还会有哪个官员会站出来为他分辩呢？估计都要被百姓打成同党了。

    张勋不想死，特别是这种不名誉的死法，他这不是为大清殉节，而是作为倒行逆施的疯子钉在了史书上。于是在黎元洪进入聚宝门时，堂本敬一已经让张勋老老实实的交代了，江宁将军诚勋指示他，要对江宁城中不老实的汉人进行一场清洗，以防止革命党人在江宁闹出事端来。

    看到堂本敬一递交上来的口供，秦毓鎏充满了欣喜之情，他一边夸奖了堂本，一边就拿上口供预备离开。堂本却拦住他问道：“秦委员且慢，这些口供是不是应该连夜刊印成号外，然后散发全城，好组织起城中百姓自卫呢？“

    秦毓鎏有些诧异的说道：“张勋所部不是已经被击溃了吗？满清的长江舰队也倒向我们了，下关码头、城北的乌龙山都被我们占领了，除了浦口的三营江防军外，江宁地区的江防军已经没有力量了。

    现在城内的第九镇和稽私营都是服从于两江总督府的，江宁满城不过七千老弱，拿什么和我们对抗，这个时候还有必要惊扰百姓吗？我们现在只要拿着口供去给两江总督，然后由其对江宁满城下最后通牒万事就底定了，何必还要节外生枝呢？“

    对于秦毓鎏的天真，堂本敬一也有些楞住了，他现在明白为何林信义不放心这些人了，他只能出声提醒对方道：“两江总督并不是革命党，我们帮助他对付张勋和江宁满城，也不是为了帮助其清除异己来的

    我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为了进一步打垮满清在东南一隅的力量，然后壮大革命的力量。张勋和江宁满城受到了重创，但这不代表革命的力量就壮大了，如果我们不借此发动江宁百姓加入革命，那么现在受益最大的就变成两江总督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了，南京不过是从满清手中转入到了本地士绅手中，对于我们并无好处。

    只有在本地士绅没有接收张勋和江宁满城空缺出来的权力之前，唤醒本地百姓的革命意识，让他们发出自己的诉求，从而分享到满清垮台后的好处，我们在本地才有一个真正和我们利益相连的支持群体。

    接下来，他们就会主动的帮助我们牵制住本地士绅和列强的力量，从而确保长江的入海口不会被士绅和列强的联合力量所切断。“

    秦毓是工农兵委员会所派出的特派员，他的政治主张和宋教仁、黄兴一致，也和光复会、同盟会相近，这也是劳工党委派他来江宁联络东南革命党人，并主持这场事变的原因，因为劳工党此时还没有力量把东南纳入掌握，因此才准备协助东南地区的革命党人获得一块地盘，以打破北洋势力和东南士绅阶层买办阶层的联合。

    事实上这个主张是林信义到了武汉后提出的，当时武汉劳工党的中央委员并不想替同盟会等革命党人争取什么地盘，不仅仅双方在土地革命等问题上意见不一，更重要的是这些革命党人大多眼高手低，所谓帮助他们获取地盘，实质上大量的具体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做。

    在不少党内高层看来，如果大部分具体的工作都需要劳工党来干，那么何必还要让同盟会、光复会或其他什么革命党来分享成果，直接把革命成功的地区纳入武汉统治不就好了。这就是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求援置之不理的主要原因。

    不过林信义抵达武汉后对这一情况做出了批评，因为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是一致的就是满清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中国的资产阶级缺立独立性，他们很容易就会向强势者屈服，这就意味着一旦资产阶级着不到出路，很可能就会倒向新的地主阶级利益集团

    对于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政权来说，因为距离出海港口较远，所以对防御列强的干涉具有先天上的优势，但是对于需要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失去沿海港口则是不利的。为了防止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武汉进行封锁，就必须要打破反动势力对长江航道的控制权。

    因此林信义认为，支持同盟会、光复会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对于武汉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同样需要打破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从而为武汉分化国内反动势力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劳工党才制定了这一次的江宁事变计划。只不过这一次的计划执行的如此完美，以至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又表露了自己的本性，试图把革命和群众隔离开来，以确保自己对革命的完全掌控。

    堂本敬一当然不能让秦毓鎏偏离林信义所制定的计划，他比谁都清楚林信义制定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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