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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认为秦毓鎏在内的其他人有能力脱离林信义的计划，独立夺取对江宁的控制权。在堂本敬一的阻止下，秦毓鎏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没有立刻把张勋的口供递交给两江总督，而是把口供带出了两江总督府，连夜刊印了数干份号外，接着便让城内的革命党人带着号外去江宁城内各条街道宣传张勋和江宁将军勾结的阴谋和昨日城外张勋部队为何要进攻江宁城。

    就在这一晚，第九镇上下首先传遍了张勋和满人结想要屠城的阴谋，到了清晨时分，第九镇各部官兵通过决议，决定控制城内及城外钟山等地的炮台，对满城进行封锁控制，然后全镇向两江总督府递交请愿书，要求解除满城武力，拆除满城。

    另一边，革命党人的号外将江宁百姓的反满情绪煽动了起来，上午十点，城中百姓也派出了代表向两江总督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解除满人的武力，保卫市民安全，并要求恢复南京旧称，不再使用满人所称之江宁城，以示与满人决裂。

    ——

    第534章 南京（2）

    接到第九镇官兵的请愿书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是茫然而又愤怒的，是的，他在聂缉椝的劝说下是打算倒向武汉了，但这种倒向是有前提的，就是他作为江苏地区的军政首脑，带着江苏地区的军政力量向武汉输诚，是作为一个整体势力的立场选择，也就是在江苏地面上还得是他这位两江总督说了算。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心态，也是湘系、准系、北洋这些势力集团于清未存在下去的社会潜规则。如果你把我手下的人都拉走了，我就不是什么投靠而是干脆投降了。

    因此昨日张勋部队轻易的被击溃后，魏光焘惊于武汉军队的时实力，但随后就把精力放在了如何收拾残局上，一个是接收被击溃的张勋余部，使之成为自己的助力，另一个就是如何把江宁满城的满人礼送出界，从而建立起自己独占东南的地位。

    魏光焘压根就没想过，第九镇会越过自己直接和武汉联系上，这实在是太不合规矩了。因此接到第九镇的请愿书时，他还向聂缉椝恼火的发泄了几句，表示自己是看错了徐绍桢这个人，等到武汉人回去之后他必要对第九镇好好整顿一番不可。

    聂缉椝对这一局面也是没有料到，不过他倒是不认为武汉这事做的有些过分，凡是有志于统一天下的势力都不可能容忍地方上出现独立的军政集团，满清入关才稳定住局面不就迫不及待的开始削藩了么，清未湘系、准系这些地域军事团体的出现，实质上是中央权威衰落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惯例。

    他唯一感到不快的是武汉做这事就没有事先和他通知一声，显然武汉那边对他还不是十分信任，这让他颇感沮丧。其实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他就认为大清朝真的要完蛋了，所以他禁止自己的儿子出仕，并让三儿子投资搞实业去了，这就是为满清倒台做保全家族的准备了。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出现对于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在所有人都找不到中国的出路时，武汉居然硬生生地在列强压迫下走出了一条新路，虽然武汉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但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就聂缉椝这样的传统士大夫都不禁希望武汉能够继续走下去。

    确实，各地的士绅对于武汉所主张的劳工主义、土地革命这些理念并不认同，甚至有人感到深恶痛绝，但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在俄国不加掩饰的要吞并满洲和外蒙古后，国家沦亡的危机感已经超过了个人的利益损失了。

    毕竟满清入关已经给中国人教育了一次什么叫亡天下，而列强远比满人距离华夏文明更遥远，他们有看自己引以为傲的文明，所以他们入主中国并不会吸纳什么华夏文明，印第安人和奥斯曼帝国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这种对自身文明面临消亡的危机面前，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主动的去吸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知识、新文化，并把这些东西视为拯救自身文明的良药，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了解，但还是积极的请求加入劳工党，并愿意接受劳工党对自己的改造，因为他们并不把这种改造视为侵犯自己的利益，而是把它看做了一种治疗，让华夏文明在新时代存续下去的治疗。

    正是抱有着这样的想法，劳工党内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因为所有的党员都试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林信义化名的林枫在党内受到推崇的原因，外边那些人却觉得他只会嘴炮，但在党内着来林枫说的才是有别于旧传统不同的新思想，那些试图走老路的人压根在党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现在的劳工党其实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主导的先锋组织。

    有的人动辄把干部决定一切挂在嘴边，但却忘记了前面还有半句，在路线确定的情况下。是路线塑造了组织，组织塑造了干部，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脱离了路线去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就是把干部当成了救世主，认为只要干部能力足够，组织安排下去的任务就能无往而不利了。

    但历史早就告诉我们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秋收起义到中央苏区的建立到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四次反围剿的损失惨重，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导致中央苏区被放弃，难道不是同一批干部在做事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苏区，改变了教员制定的革命路线。干部只是组织意志的传达和执行者，他的个人能力只能放大或缩小组织的力量，但真正决定工作成功与否的，还在于组织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路线。

    所以，片面的强调干部的个人能力的人，就和后世小老板拼命搞公司文化，试图让员工给自己努力干的人没什么区别，他们根本搞不清什么叫组织原则，只会搞裙带关系而已。

    只要能够跟着组织前进，把组织的理念转为自己的工作实践指导，就是组织所需要的干部，而阶级先锋队的干部，还需要时时反省自己的阶级立场是否改变了。

    对于现在的劳工党来说，也许还达不到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组织的纪律性和统一理念都已经具备了。所以劳工党内的权力支配才会比北洋这些旧军政集团高效的多，因为劳工党上下至少是认同同一理念的，而北洋上下只能靠人身依附关系，强行的把命令执行下去，虽然内心对武汉那边还有些不满，但聂缉椝认为中国未来之希望还是在武汉那边，因此他并不愿意因为这种猜忌而违背大势，所以他还是竭力地劝说魏光焘，不要在这个时候又起反复之心，那样只会让他在武汉和北洋两边都不过好。

    聂缉椝在劝说的就没考虑过这事是否会引发满人的不满，就连魏光焘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得罪了满人这个团体会有什么后果，两人所担忧的无非是武汉和北洋的态度，从两人这种不自觉的考量也看的出来，就连做着满清官僚的士大夫们现在也对满清这个王朝毫无忌惮之心了。

    不过魏光焘对徐绍桢的恼火很快就化为了恐惧，第九镇的请愿书在他看来不过是徐绍桢联络了一些官兵向武汉献媚，他不认为自己眼皮底下的第九镇能全部到向武汉，好歹这支军队也是他江苏供养出来的，拿了两江总督府的钱粮，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

    但是十点钟江宁百姓集结于两江总督府请愿，紧接着移驻下关的长江分舰队拒绝向总督府移交江防军营地及乌龙山炮台，长江分舰队的驻地在镇江，虽然受江苏给养但还是直属于北京，魏光焘调用长江分舰队解决江防军，也是想要试探对方是否服从自己的命令。

    但是现在长江分舰队拒绝了两江总督府的命令，第九镇则表达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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