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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49节(第3页/共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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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意愿,这就意味着江宁城内的军事力量失控了

    在搞掉了张勋的江防军后,魏光焘认为江宁城内现在是自己的总督卫队、江南缉私营、第九镇、长江分舰队对上了江宁满城,武汉军队为自己这边压阵,可谓是形势一片好。可他现在突然发觉,他手中可靠的力量其实只有总督卫队和江南缉私营,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变成了武汉一方的了,江宁城内最强的力量反而变成了武汉方面。

    如果只是军队方面出了问题,那么在解决了满城的问题之后,他还能依赖体制瓦解第九镇和长江分舰队的异己,毕竟列强不可能允许武汉把持长江下游的航道安全,所以长江分舰队表明自己的亲武汉立场后就不可能在下游地区久驻,没有了长江分舰队的支持,第九镇在这里也就是一支孤军,只要拿捏住钱粮就能分化瓦解了。

    可现在江宁城内的百姓也乱起来了,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体制的力量其实在于对于民众的控制,然后利用对民众的支配来获取各种资源,这些资源维持了体制的存在。军队其实只是体制的一部分,它是受体制供养的一部分,所以军队必然是从属于体制的,当军队不仗体制也能获得各种资源时,必定会建立一个新体制以取代旧体制。江宁百姓一旦和第九镇等军队结合在一起,也就意味着看两江总督府失去了大半的权力,如果双方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两江总督府就立刻被架空了。

    武汉兵变时,劳工党就是通过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这新体制把起义军队和武汉民众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湖广总督府就成了空架子了,这就是前车之鉴,魏光焘怎么能不了解呢?

    只是了解归了解,魏光焘压根找不到破解的办法,或者说清未的官僚体制应对不了过于激烈的杜会变化,清朝是集中国封建制度之大成者,中国封建制度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所谓的息讼止争,表面上看是为了营造和谐社会,主张宽容,实际上就是对低层的高压统治,因为任何诉讼都是围绕利益产生的,底层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统治阶级让度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阶级反对底层民众整天上访打官司。

    这种体制越到王朝未期就越是僵化,官员对底层民众任何诉求都不支持,一味压制直到爆发民变,这个时候统治阶级要么使用军队镇压民变,镇压不下去就溃烂一片。但许多官员宁可引发民变也不肯选择对民众让步,因为民变造成的麻烦是大家一起承担,为民众做主就意味看要得罪同僚和上级,对于个人来说这实在太好选择不过了。

    大多数人觉得王朝未年的官员都不行,实质上这就是一个错觉,并不是这些官员没有能力,而是僵化的体制迫使官员选择了最有利自己的选择。比如倒幕派胜利之后,这些新贵武士的个人操守和能力大多不如幕府时期的官员,以至于农民都开始怀念起幕府时期的生活了,至少他们不必把女儿送去城里或海外当妓女来偿还债务。

    革命就如同一种化学反应,原本稳定的几种物质在混合后出现了激烈的变化,旧的物质形态在瞬间就被毁灭了,如果有着催化剂作为稳定剂,那么新的稳定物质形态就会出现,革命党的组织就是革命催化剂和稳定剂,当群众的革命情绪被点燃的那一刻,假如没有引导就会成为一股无差别的毁灭力量,等到力量消耗始尽,群众也就失去了革命的激情。但是在组织的引导下,群众的革命热情就会成为一种稳定的输出,随着一个个阶段目标的达成而攀向更高的目标。

    满城满人试图清洗城中革命党的传闻刺激了江宁城百姓的不安情绪,对于满人的下限,南方百姓从来没有高估,从满清在南方的统治史来看,只要听到什么风吹章动,满人动起屠刀来是毫不犹豫的,比如清初的迁界禁海,中期的文学狱,直到鸦片战争时期都有英军军舰出现在海岸边,满人都会先动手屠杀汉人以防止他们倒向英人。

    满清200余年的历史都说明了一件事,他们从未把自己当成中国人,而是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的主人,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征服者,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各种屠杀事件,就是对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不信任。所以当革命党人拿着张勋的口供号外去宣传时,江宁城内的百姓就没有怀疑这件事的,在革命党人的带头下,这些市民很快就集结起来向两江总督府请愿了。

    南京城内的革命党人确实不少,因为从张之洞、刘坤一再到现在的魏光焘,都对南京的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心力,只是事与愿违的是,这些人试图为大清培养了解西方的新学人才,最终受教育的大部分新学学生们反倒是投向了革命党。

    武汉独立后虽然没有表现出对东南地区的攻击性,但在教育和文化上对这一地区则大量输出了新文化和新思想,再加上江浙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同样关注于教育事业,所以南京的许多学校都成为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场所。

    这些学生和年青的老师们,一早就被组织起来向军队和市民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了,这也是第九镇会有如此良好的革命基础的原因。当他们接受命令去向全城百姓去宣传满人的阴谋时,很快就从革命的宣传者变成了市民的代表,并组织起了初步的市民自治委员会,代表南京市民向两江总督请愿的,正是这个市民自治委员会,可以说,在革命党人的组织下,革命的群众行动起来的速度太过于迅速了,魏光焘为首的江宁城的官僚体系还没有反应过来,城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约束市民的革命组织了。

    魏光焘为何感到恐惧,因为有组织的群众和无组织的群众就是两回事,后者只要把群众驱赶回家,几乎就能恢复社会秩序,但前者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事实也正如魏光焘所预料的,他这里还没有研究出对策,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在两江总督府外的广场上已经开完了第一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组建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区的市民自卫队,维持城区的安全和缉拿破坏分子及满人的奸细;又推举出37人作为人民委员,为市民自队的组织领导、后勤供应、武器装备、资金来源分别承担起责任;又决议派出代表前往城内各门、各军事单位、各炮台请求支持;又决议派出代表前往下关各领事馆通知满人的阴谋和南京市民的决议,以避免各国做出误判。

    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这一系列决议,实质上已经取代两江总督府做出了决定,对于魏光焘来说,局势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此的如何解决江宁满城的问题,反而变得次要了。

    至于江宁满城内的满人,他们的信息比魏光焘还不如,在接到了第九镇和所的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的通牒后,满城内的满人自然是不甘就这么放下武器让汉人军队入驻的,此时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知怎么江宁就乱起来了,但是对于江宁将军和张勋密谋洗城一事,大家却是半信半疑,只是怀张勋办事不机密,倒是没怎么怀疑有没有这样的密谋。

    至于江宁将军诚勋,虽然他极力辩解自己从来没有给张勋下达过这样的密令,并亲自写信给魏光焘解释,但他也一样不敢下令城内满人交出武器,毕竟面对汉人的群情汹涌,靠着满城自保还有几分安全感,交出武器可就是听天由命了。

    只是满人高度戒备进一步刺激了南京市民的不安,原先的保卫南京的口号也变成了清理南京城内满人势力,对那些不肯表态支持南京市民自治委员会的官员或群体,已经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队开始变得不耐烦,试图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了。

    ——

    第535章 南京(3)

    作为《泰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他还有一个本职工作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秘书,当然和这一本职工作相能比,《泰唔士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力能在本国带给他荣誉和政治前途,这就是莫理循在英国闻名的成功之路。

    只是濮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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