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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义对此是这样说的,“其实根据海军的调查显示,日本各钢铁厂的冶炼效率之所以低下,就是因为缺乏标准化。
虽然有所谓海外运来的高品位铁矿,但是因为产地不同,品位就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含有的微量元素的不同,因此几乎每一炉钢都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能正确的判断火候。
而缺乏标准化的原因,就是日本的钢铁规模太小,日本的煤铁资源不丰富,我们现在只能解决有无钢铁厂的问题,还不能对矿石和焦煤进行挑选,使每一炉铁水的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接近。因此,日本的钢铁想要快速提升产能,那么谋求海外的煤铁资源就是必然之举。
印度的高品质铁矿石和中国北方的炼焦煤,如果能够通过海运和日本的钢铁事业联系起来,那么日本的钢铁产业也就获得了不断提升产能的契机。而这种对于矿石运输的需要又能刺激造船业,逼迫他们建造更大的货轮…”
井上角五郎对于中印是否拥有这么多煤铁资源表示了怀疑,特别是印度高品位的铁矿石如此丰富,他就更加的难以置信了。不过他也确实被林信义说服了,假如真的能够建立起海上矿石运输航路,那么钢铁厂就无所谓放在室兰了,放在航运便利的东京湾,确实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林信义对于井上角五郎也没什么恶感,对于想要做事的人,他都愿意容忍一二。因此他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告诉井上可以去武汉找印度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他们会带他去参观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几个大铁矿的。
抵达东京后,和林信义分手的井上角五郎径直去拜会了松方正义。他向松方汇报了和林信义的交谈内容,并表示道:“林中佐对于海军主导重工业的建设似乎很坚持,因此否决了在室兰建设钢铁基地的方案,只是他并不肯确定,新的重工业中心到底要放在东京湾的那一段。神奈川和千叶都是有着可能的。”
松方正义沉吟了片刻后说道:“不急,明天基金会成立典礼上,我们和伊东碰一碰,到时海军总要给出答案的…”
第588章
四月二十七日俄国第一届杜马开幕,虽然沙皇政府在之前大肆镇压工农运动,但是十月党人在这一问题上还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有秩序的改革而不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流血革命。
而杜马内的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议员在杜马正式召开后,就积极的试图向工农群众表明,他们可以通过不流血的议会斗争,迫使沙皇政府进行改革,从而让俄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当然,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妄想,在政府镇压了各地的工农反抗后,俄国的地主阶级立刻变得强硬了起来。他们坚决反对左翼提出的"第 104号方案",这个方案要求把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同时对右翼提出的按所谓"公平价格"收买一部分地主土地,然后把这些土地租给农民长期使用的方案,也同样不满意。
于是在地主阶级的支持下,第一届国家杜马于六月初被解散,内务大臣斯托雷平兼任总理大臣。斯托雷平的正式掌权,使得东亚局势进一步缓和。六月十一日,日中俄三国于北京正式签订和平协议。
这一协议虽然存在着许多含糊之处,但总算是将东北亚地区的基本秩序确定了下来。俄国放弃在中国、朝鲜半岛的一切特殊权益、最惠国待遇;向中日支付总计7600万卢布,用于支付俄军俘虏的生活支出及返回俄国的路费。
在领土上,俄国承认日本拥有库页岛,中国获得图们江北、中东铁路以南地区,并拿回了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庙街等地。滨海边疆区、外黑龙江地区、尚塔尔群岛以北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包括勘察加半岛为地位待定地区,其中外黑龙江地区为中俄共管,其他地区为三国共管,25年后再令当地居民实施公投以决定归属。
对于中方提出的7.9亿卢布民间损失赔偿,俄方持保留意见。在中俄没有就此赔偿协议达成共识前,中方将冻结辛丑条约中对俄一亿一百万两的赔款和接管俄国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国家资产,包括中东铁路等资产。
而中日之间围绕关东州、朝鲜半岛和海参崴的激烈争论也降下了帷幕,日本以放弃对关东州和南满铁路的声索权为条件,要求获得海参崴和乌苏里江铁路,并要求大连开放为国际港,旅顺不得使用于军事用途。最后,中国不得支持朝鲜反日组织。
明眼人其实都看的出,这份和平协议并没有解决三国之间的问题,俄国迫于国内外的局势不得不让出了在东方的大部分利益,但俄国人只是缩回去舔舐伤口,等待卷土重来的机会,并不是真的打算放弃在东方的利益了。
随着俄国从东北亚缩回力量,中日之间的矛盾正围绕着朝鲜半岛的问题不断上升。虽然中国政府承诺不支持朝鲜的反日组织,但这个承诺是北洋领导的国务会议提出的,武汉领导的国会对于这种单方面的承诺并不支持。
中华民国的国号是确定了,但是中华民国的政体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唐绍仪等留美派和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主张实施责任内阁制,江浙立宪派则支持总统制,不过武汉方面和袁世凯则默契的想要维持现状。
对于袁世凯来说,孙文等人搞责任内阁制显然是在架空自己,他倒是想要弄个类似君主政体的大总统制,不过他知道武汉肯定不会同意,因此现在的国务会议制度其实挺好,皇帝退位之后,他这个国务会议主席其实就等于是实质上的君主了,只要他不谋求皇帝或大总统的名分,那么只要他和武汉方面达成一致,基本上就可以把政令推行下去了,压根不要去考虑其他人的反应。
对于现状感到不满的,其实就是旧立宪党人和新立宪党人,前者以旧士绅为主,后者以留学生为主,在当前的体制下,前者失去了满清时期的绅权,后者却没有跻身进入新的统治中心,因此双方倒是围绕着立宪问题对武汉和北洋进行了舆论上的攻击。
而对于武汉来说,当前国会的权力并不掌握在大的国会中,而是掌握在一个个单独设置的委员会中,这些专门针对某部门或某事建立的委员会比开大会容易掌控的多,劳工党几乎在主要的委员会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即可以用委员会牵制国务会议各部的工作,也可以用委员会压制国会内部的反对声音。
劳工党在国会内虽然只控制了三方之一的席位,但是凭借着各个委员会的决议,劳工党在大会讨论中始终获得了多数意见的支持,那些没有加入委员会的议员难以联合大部分人反对劳工党,而进入委员会的议员又担心自己被劳工党踢出权力中心,于是劳工党牢牢掌握住了国会的领导权。
正是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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