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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陕甘地区虽然就此被纳入北洋的地盘，但是北洋也就是名义上拥有这块地盘，基本上地方事务都是大小军头和乡绅做主，比华北地区还要混乱。而即便是华北地区，士绅们对于北京下达的命令也是选择性接受，不喜欢的就丢在一旁当没收到过。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发现，他确实没法做到武汉的禁烟政策，因为武汉治下就没有敢于公然对抗政府的地方势力，这些地方势力在土地改革中都被打散或消灭了，而北洋却是依赖于这些地方势力维持的统治局面，于是北京的禁烟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环顾中国，除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外，其他人连做劳工党的对手资格都没有。北洋集团的统治如此虚弱，劳工党上下的自信自然是越来越强大了。田均一又怎么能够感受到惶恐的情绪呢？但是林信义这一席话，确实是让他感受到了恐惧，恐惧于劳工党的存在基础是否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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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均一早就不是六七年前看不清世界真实，只觉得中国即将亡于列强的年轻学生了，那时候的他只看到了列强的强大国力和满清朝廷的腐败无能，因此觉得中国的处境和满清入关前的大明实无差别，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实无胜利之可能。

    这种想法普遍存在于支持变法的年轻知识分子心中，于是谭嗣同才有抛弃边疆地区，只保存汉地十八省的想法，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地方压根守不住，让汉人去为这些边疆地区流血，倒不如先保存力量发展汉地十八省，以待日后汉地十八省新政获得成果后再想办法取回来。

    那些反对新政的保守派指责谭嗣同等人卖国，一方面在于这些边疆地区几乎都是满人的基本盘，丢弃了边疆地区等于是摧毁了满人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有的人并不认同新政中裁撤官员，废弃儒学，废除八股取士等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正是时人所认同的大清弊病，因此采取了围魏救赵之策，攻击谭嗣同卖国来反对变法。

    但是这些反对放弃边疆的保守派，自己是绝不肯移民实边去保卫边疆的，他们把这种东西叫做流放，甚至就连满人自己都不肯回东北老家，当初乾隆时期把京城满人迁回东北，就遭到了在京满人的极大抵制，那个时候倒是没人提满人不爱大清了。

    在林信义传给的人民革命理论和劳工党的具体实践中，田均一终于摆脱了从前的士大夫世界观，他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意识到，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必然会失败，因为谭嗣同等人想要拯救的是士大夫眼中的中国，这个中国和普通中国人没关系，所以支持变法的只有一部分睁眼看世界的士绅，普通的劳苦大众在变法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还要为新政的实施提供大量的资金。

    明治维新政府为了推动教育和实业，首先就废除了各藩的独立财政，并大肆裁撤武士阶层的利益，还对农民征收起了固定的货币税，维新政府因此遭到了旧士族和农民的反对，各地农民叛乱不断，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旧士族的叛变-西南战争。

    而维新政府能够在农民和旧士族的反抗下维持下来，就是依赖了在新政中分到了土地的新地主阶级，和新政中大受其利的新工商阶层，可以说，维新政府在推动新政的过程中，并不是在挽救旧武士阶层想要的日本，而是构建了一个新的日本，这是明治政府能够在农民不断暴动和大规模士族叛乱的混乱中生存下来的关键。

    而谭嗣同的戊戌变法，并没有去寻找新政受益的阶层去联合，直白的说，他的这位老师并不相信民众的力量，依旧保持着儒家的价值观念，认为治国是士大夫的事，和平民没有关系，这就使得他想要挽救的这个中国，实际上正是反对新政的既得利益者所拥有的中国。

    如此一来，戊戌变法就成为了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自然也就引不起民众的感情波动了。当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北京后，只不过下了几道命令就把谭嗣同等人给抓起来了，压根就没有遭到什么人的抵抗，由此可见维新派的失败。

    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能够在铁良亲自坐镇武昌的情况成功夺取了对武汉三镇的控制权，是因为劳工党获得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完全支持，正是武汉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的自我武装，从而保卫了劳工党，武汉新军才全面倒向了革命。

    虽然劳工党此前在新军士兵中做了一些宣传工作，但支持劳工党的士兵大多为新兵，老兵们都习惯服从于军官的命令。而军官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其实都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中间派，他们习惯于见风使舵，并无什么坚定的信念。

    因为武汉无产阶级的武装形成了劳工党在武汉地区的局部优势，这些中立派军官们才会在革命初期选择了观望，从而给了革命派消灭满人保守派的时间，而革命后也是在工人阶级的武力震慑下，中立派军官才不得不接受了劳工党对军队的改造命令，从而让劳工党完全的掌握了武汉新军。

    拥有皇帝支持的谭嗣同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而依赖武汉工人阶级支持的劳工党则把满清的讨伐军队都打垮了，由此可见，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正确的组织起来，这种力量就可以粉碎看起来强大的反动力量。

    田均一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方才完全的相信，人民的力量足以保卫人民政权，知识分子需要做的就是提高人民的觉悟，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他的世界观也终于从旧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为人民史观，认为对抗列强入侵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民知道，谁才是中国的主人。

    正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中，田均一才会迅速的成熟起来，因为他所有的决断，都是依赖于人民史观进行的判断，所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和士绅精英们才觉得田均一不可理喻，但又偏偏能做成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整个劳工党，实际上就是一群和田均一一样，被人民史观进行改造的群体，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劳工党天然就具备共同的价值观，反对把个人利益当成条件和党进行讨价还价，而这在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内是不可想象的。

    满清朝廷和北洋团体都是依托于个人效忠体系建立的，这种个人效忠体系存在的基础就是，下位者向上位者献出忠诚，上位者赐予下位者以权力和财富。如果下位者没有得到合理的报酬，那么他也就可以取消对上位者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的名声会这么坏的原因，因为大家对他的评价不是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而是从维护这套效忠体系的角度去看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满清能够以区区几十万人入主中国，并成功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的核心是封建，虽然它的表现形式和欧洲的封邦建国在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下位者的忠诚来自于上位者的奖励，这一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简单的说，君主培养一个忠诚的臣子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为了获得这个臣子的忠诚，君主一般不会轻易的惩罚臣子，哪怕他贪赃枉法，欺压良善，甚至出卖国家利益，只要他对于君主的忠诚没有变质，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被君主原谅的。

    北洋团体从小站练兵时的朝气蓬勃，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暮气深重了，就是因为一开始北洋招募的是华北地区的自耕农，这些朴实而心思简单的农民一开始以为自己当兵吃粮是为了保卫国家，后来才发觉，其实他们是为大帅当兵，听大帅的话才能升官发财，军纪也就逐渐败坏了。

    袁世凯担任国务会议主席，理论上成为这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地位等同于没有皇帝的法兰西和美国的大统领，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对于北洋团体的控制力反而更差了，因为这些部属认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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