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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劳工党在东京成立时只有47人，几乎都是高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八年时间扩张到了近50万的规模，这一发展速度可谓是惊人。相比之下，孙文领导的兴中会即便以同盟会的名义吞并了其他各省的反清力量，此时的党员人数也只敢对外号称十万，实际其能掌握的也就广东一地数千党员而已。

    而劳工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和其领导的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是分不开的，哪怕党成立已来有过三次极大的清退党员工作，第一次清退了在党内搞人身依附关系的旧士绅，第二次清退了反对土地改革政策的党员，第三次清退了反对把建设公有制经济作为党的根本任务的党员。

    这三次清党都至少缩减了当时党员人数的5-10%，但是之后都让党迎来了一个更高速的发展期。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过去结构较为简单的组织形式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集中组织。因此中央机关进行了重组，由过去的主席团会议和中央扩大会议组成的双层决策机关变成了，政治会议、组织会议和负责落实决议的书记处，中央扩大会议只负责表决大的路线方针，不再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涉。

    原本的双层决策，现在其实更加集中于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政治会议还要优先于组织会议，后者更像是对前者决策的一种人事保证。而能够参加政治会议的委员也增加到了十四位，能够同时参加政治会议和组织会议的中央委员则只有七人。

    从劳工党的决策流程来看，党的权力结构已经相当稳固，最高七人团对党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负全面责任，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则拥有议政权。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又代表着各地的党组织对于中央的支持和沟通。

    不提这一权力结构是否会导致党内官僚主义的诞生，但就当前的中国各政治势力来看，劳工党的内部消耗是最低的。北洋是袁世凯的一言堂，但袁世凯的命令也会遭到属下的阳奉阴违，南方同盟会就更乱了，先不提同盟会中央和各省同盟会之间有没有约束力，就是同盟会中央也是没有决议制度的，孙文连袁世凯的一言堂都做不到，他只能绕过同盟会中央，直接委派私人和同盟会地方领导人进行沟通，以私人关系要求对方服从自己。

    所以，劳工党既能够在上层做出决议，又能把决议执行下去，就这两点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势力都甩到身后去了。也正因为党的组织发挥出了作用，使得那些抱有旧知识分子习气的党员，越来越不敢违背党的组织纪律。

    所谓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就是他觉得你离开我就做不成这件事，所以上位者要是不合我的心意，那么我就撂摊子不干了，你自己去干吧。在没有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多数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袁世凯要对手下搞权术，孙文则整天想要拉拢地方实力派支持自己，因为在封建的宗法关系下，地方士绅控制着地方的公共事务和经济权，绕开他确实在地方上就干不了事。

    但是劳工党的组织形式，打破了党员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又主张取消地主阶级对于乡村的控制权，于是在组织的力量下，地方上的宗法关系被破碎，知识分子和士绅恢复成了单个的人，这个时候组织想要让谁来做这件事，基本上都能干成，只不过是完成度的问题。

    旧的知识分子和乡绅们，在被劳工党这种工业化的组织打击和教育下，终于认清了现实，除了少部分还试图保卫乡村宗法制度的保守派，多数人已经开始转向向劳工党靠拢，希望能够加入到组织中去，适应新时代的权力分配关系。

    于是当林信义参加政治会议时，发觉与会的九位中央委员倒是有一半多是不认识的，没有参加会议的五位中央委员，都在各地负担着独挡一面的工作。不过，这些中央委员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对于他使用的林枫这个名字却非常的耳熟。

    劳工党现在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论，倒是一大半来自林枫的文章，党内仅有的几个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专家，也时常引用林枫的观点，因此他们虽然不认识林信义，对于林枫却相当的熟悉，自然也就没有人质疑，林信义为什么能参加政治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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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义参加会议就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系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言。应该说他的发言还是得到了与会委员们的高度重视的，不是因为他身为党内理论主要提供者的身份，而是大家本就已经感受到了工农关系出现的裂痕，正在对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大好局面带来了威胁。

    林信义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阐述，等于是点明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是各位委员之前还没有深入思考过的方面，因此大家自然的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林信义的发言上。当然，大家认同林信义提出的工农关系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党当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因为这就是当前一切问题能够联系到一起的事实。

    不过对于林信义提出的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矛盾的主张，则并不是所有委员都认同的。比如湖南籍的中央委员何玉衡就质疑道，“林枫同志对于工农关系已经上升为当前委员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一判断，我是认同的。但是林枫同志提出的解决办法，我觉得似乎是不大合适的。

    提高农业生产力以解决工农需求不能满足的问题，这看起来似乎是在解决问题，但提高农业生产力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事，那么在农业生产力提高之前，工农关系应该怎么处理？难道要继续保持对于农业的高压措施，继续把大量的农业积累转入工业部门吗？这样的解决方式，农民兄弟能够接受吗？”

    而安徽籍的中央委员陈仲甫则对进一步引入外资投入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感到了忧虑，他反对道，“我们起来反对满清，就是因为满清打开了国门，让列强的军舰、教会和商人在我国肆意的横行，群众正是因为党能够抵抗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行动，才这么积极踊跃的支持党。

    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列强的手脚捆住，难道又要让他们继续掠夺我国的民众吗？列强向来是无利不起早的性子，他们怎么可能帮助我们建设中国？我担心，这种引入外资，最终会变成引狼入室，一旦列强借商业协议向我们要求政治上的特权，我们岂不是自找麻烦？”

    当中央委员们轮流发言的时候，林信义也在观察着这些个比较陌生的委员们，虽然中央委员的规模扩大了，但是两湖出身的中央委员依然占据了半数以上。不过从地域上也是没法对两湖出身的委员加以正确的区分的，前两湖出身的委员大多为洋务运动推动的西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精英，田均一、秦力山都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

    这些委员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学习儒家经典，然后在十五六岁时开始接触西学，个人素质可谓是相当的高。能够抛弃个人出身而投入革命事业，特别是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精英，至少是把旧士大夫的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追求社会公理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人在个人品格上几乎就没有什么缺陷，他们唯一的问题是，对于旧世界的道德观念总有一种不自觉的迷恋，虽然认为需要打破旧时代的生产关系，但却认为旧的道德观念可以保留下来。简单的讲，他们有时候会把无产阶级的范围扩大化，从而把党变成了超越阶级的人民代表。

    而革命之后加入党的两湖人士，个人素质就明显要差一些，地域色彩也鲜明一些。湖北和湖南出身的委员，几乎一眼就分辨出来了，湖北委员大多出自工业和军事部门，而湖南的委员则出自教育部门。

    如果对党的中央委员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就能够发现，广东籍的委员出身商业和金融部门，湖北的委员出身工业和军事部门，其他各省的委员不是教育部门出身，就是宣传部门出身。从这些中央委员的职业就能看出一个问题，党的根基其实主要在湖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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