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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两个名字，处理了夫妻两人的死亡现场。处理意见也高度一致：“作非正常死亡处理”。周芳的“排除他杀嫌疑”，林国栋的“倾向自杀”，都写得干脆利落，像是在遵循某种既定的脚本。

    下面是一份用信纸手写的、更为详细的《关于林国栋、周芳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落款是城南派出所，盖着红章，日期是1998年11月10日。字迹比登记表工整些，但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冷淡。

    “经调查，周芳（女，38岁）于1998年10月27日晚意外高坠身亡。其丈夫林国栋（男，40岁）因悲伤过度，于1998年11月3日投河自尽。经勘查，两起事件现场均未发现他杀迹象，死者社会关系简单，未发现明显矛盾。特此说明。”

    说明下面，是经办民警的签名：王志刚，***。在审批领导一栏，签着另一个名字：陈文涛。

    陈文涛。

    我的目光在这个名字上停留了几秒。有点耳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可能是系统内某个不常接触的中层领导？他当时的职务应该是派出所的法制员或者副所长。

    材料到这里，似乎就该结束了。一对不幸的夫妻，先后意外离世，警方调查后排除了刑事案件可能，出了情况说明，盖棺定论。干净，利落，符合程序。就像胡永强那个现场，干净得让你挑不出程序上的毛病。

    但是，现场照片呢？

    任何非正常死亡，尤其是高坠和溺水这种，现场照片是必不可少的证据。固定现场状态，记录尸体位置、姿态、周围环境。可我把档案袋倒过来，又仔细摸了摸，没有照片。连一张宝丽来快照都没有。

    “王老师，”我抬起头，看向还在慢吞吞喝茶的老王，“这档案里，是不是少了现场照片？”

    老王放下搪瓷缸子，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问。他走过来，扶了扶老花镜，探头看了看摊在桌上的几份文件。“照片？哦，那个啊……”他拖长了调子，“那时候不像现在，出警标配相机。所里就那么一两台老海鸥，还经常坏。有时候出了现场，没拍或者忘了拍，也常有。这夫妻俩的案子，定性是意外和自杀，没按刑案走，材料自然就简单点。”

    他说得合情合理。九十年代末，基层条件有限，程序上确实可能存在瑕疵。但两个死亡，连一张现场记录照片都没有，这“瑕疵”未免太大了点。是疏忽，还是……根本不想留下更多的影像记录？

    “当时询问过他们女儿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父母一周内都没了，没人问她话？”我指着那份情况说明，“这上面说‘死者社会关系简单’，但直系亲属女儿，难道不算社会关系？不需要询问？”

    老王脸上的皱纹似乎深了一些。他避开我的目光，拿起桌上的档案袋，摩挲着粗糙的牛皮纸面。“这……我就不清楚了。卷宗里没有询问那女孩的笔录，那就是……没问吧。可能孩子吓坏了，问不出什么。也可能，觉得问一个小孩没啥用。”他顿了顿，声音更低，“而且，那时候这种事……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都死了，还能问出个花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话像一根冰冷的针，轻轻扎了我一下。我忽然想起胡永强案，刘副检察长是不是也抱着类似的想法？现场干净，就当意外处理，大家都省事。

    我把死亡证明和情况说明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周芳的死亡登记表上。在“家属或关系人签字”一栏，填着一个名字，字迹歪斜，像是握着笔的手在抖。我辨认了半天，才勉强认出是“林国栋”三个字。而在旁边“与死者关系”一栏，写着“夫”。

    但我的注意力，被登记表下方，一个更不起眼的角落吸引了。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签名，像是派出所内部登记人员的签收。字迹非常潦草，几乎就是一团缠绕的线条。我眯起眼，凑近台灯，仔细分辨。

    第一个字笔画很复杂，看起来像是个“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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