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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困难，来找我。”
河生走出办公室，方卫国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出来，方卫国凑上来：“周扒皮找你干啥？”
“周扒皮？”
“周老师啊，外号周扒皮，以前的学生起的。找他干啥？”
“没啥，问问情况。”
“问问情况？”方卫国眼珠转了转，“我看是想培养你当尖子生。全县第四，牛啊！以后考大学有希望。”
河生没接话。两个人往教室走，走过操场，走过食堂，走过一排杨树。杨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你说，”河生忽然问，“考大学难不难？”
“难。”方卫国说，“去年全县考上一百多个，今年估计也差不多。全县几万考生，就一百多个，你说难不难？”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那也得考。”
“你肯定能考上。”方卫国拍拍他的肩膀，“全县第四，考不上谁考上？”
河生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
他想起大哥，想起工地上多加班两个钟头，一个月多挣三十块钱。他想起母亲，想起她纳鞋底时，手被针扎出血，用嘴嘬一下，接着纳。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坟头的黄土，想起父亲临死前都没能见上一面。
他想，我要是考不上，对不起这些人。
十月底，学校开秋季运动会。
河生没报项目，就站在边上给方卫国加油。方卫国报了铅球，扔了八米多，得了第六名。他挺高兴，拉着河生去食堂加菜——一份红烧肉，五毛钱。
两个人端着搪瓷缸子，蹲在食堂门口吃。红烧肉真香，肉炖得烂烂的，酱油色，油汪汪的。河生慢慢嚼着，舍不得咽下去。
“哎，”方卫国嘴里塞着肉，含含糊糊地说，“听说县里来了个新县长，要抓教育。以后考大学，可能更容易些。”
“是吗？”
“我听我爸说的。我爸在供销社，经常跟县里人打交道。他说新县长是从省里下来的，有来头，想干点事。”
河生没说话。他对县长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管全县的官。他想，要是县长真能让考大学容易些，就好了。
运动会后没几天，出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下晚自习后，河生去车棚推自行车。车棚在操场边上，黑乎乎的，只有一盏路灯，昏黄黄的。他刚把车锁打开，听见旁边有人在吵。
“你他妈再说一遍？”
“我就说，怎么了？你们乡下来的，就是土！”
“你再说！”
“土！土！土！”
然后就是打斗的声音，拳头砸在肉上，闷闷的。河生愣了一下，往那边看去，看见两个人影扭打在一起。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一个是方卫国，另一个是隔壁班的，叫什么他不记得，好像是县城里的。方卫国被压在下面，脸上挨了好几拳，鼻子流血了。
河生二话没说，上去一把把那人推开。那人没防备，摔了个跟头。爬起来，瞪着河生：“你他妈谁啊？少管闲事！”
“他是我朋友。”河生挡在方卫国前面。
“你朋友？”那人擦擦嘴角，“行，你等着。”
他走了。河生把方卫国扶起来。方卫国满脸是血，鼻子里还在流，衣服上都是土。
“没事吧？”
“没事。”方卫国吸了吸鼻子，又吸了吸，“操，真他妈疼。”
“为啥打架？”
“他骂我。”方卫国低着头，“说我爸是供销社的，贪污，是蛀虫。我他妈能忍？”
河生没说话。他把方卫国扶到水管边，拧开水龙头，让他洗了洗脸。水冰凉冰凉的，冲在脸上，方卫国嘶嘶地吸着冷气。
“谢谢你。”洗完了，方卫国抬起头，“要不是你，我今天得吃亏。”
“没事。”
“以后你就是我兄弟。”方卫国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真的，亲兄弟。”
河生看着他，月光照在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眼睛却很亮。河生忽然觉得，在这个陌生的学校里，好像有了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十一月底，天气冷了。
河生那辆自行车越来越难骑——车胎补过三次，链条老是掉，刹车也不灵了。每天早上骑车到学校，手冻得通红，耳朵冻得生疼。母亲给他织了副手套，毛线的，不厚，但比没有强。
那天早上，他骑车到校门口，看见方卫国在门口站着，缩着脖子，手揣在袖子里。
“干啥呢？”
“等你。”方卫国走过来，“有个事跟你说。”
“啥事？”
“我爸调到洛阳了。”方卫国说，“我们家要搬走了。”
河生愣了一下：“搬走？”
“嗯。下个月就走。”方卫国低着头，“我爸说，让我转到洛阳一高去，那儿教学质量好。”
河生没说话。两个人站在校门口，冷风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打旋。
“以后……”方卫国抬起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能。”河生说，“洛阳又不远。”
“那你考大学考到洛阳去，咱俩又能在一起了。”
河生点点头。
方卫国走的那天，河生去送他。方卫国家的卡车停在供销社门口，装满了家具，用绳子捆着。方卫国他妈站在车旁边，穿着呢子大衣，围着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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